|
既然每个人都最怕失落自己的本性，那么，一个人可不可以只做自己？小说最后的“王子的故事”，尽管列举了很多历史上因找不到自我、无法“做自己”而毁灭的王国，警示人们“做自己”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论证了倘若像故事中的奥斯曼王子那样极端地坚持只做自己，彻底否定追寻的过程，其结果必然是“在我的记忆花园里，一无所有”（467页）。小说还讲到，古代苏丹或皇帝们总爱乔装出巡，体验另一种身份，因为“那些无法忍受长久扮演自己的人，唯有假冒另一个人的身份，才能得到慰藉。”（279页）一个人无法忍受长期做原点的“我”，是因为长期固定的角色缺乏自我更新，必将成为一潭死水，或就如同“黑洞”一般，落入其中的东西都会沉淀，淤积，直至腐朽。因此，换角色（乔装成别人），其目的不是要变成所换的角色，而是通过对另一个角色的寻求以图从中发现一个新的自我，以实现自我的不断更新。因此，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不可能只做自己，“孩童不也是通过模仿别人，才开始牙牙学语的吗？”（359页）因此，倘若否定追寻的过程，片面强调只做自我，那么这个“自我”必是原点的“我”，甚至连原点的“我”也不是，因为原点的“我”已经迷失。这即是《黑书》提出的另一个命题：“一个人不可能只做自己。” 在苏非神秘主义的卡夫山之旅中，追寻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追寻的过程，就无法实现“我”与“凤凰”的同一。而在这追寻的过程中，在获得觉悟之前，又必然面临“做他人”这个问题。然而，“做他人”并不可怕，关键的是对终点目标“他”的认知。倘若将“他”看作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另一个人，那么这个追寻的过程必然就是抛弃自我、改变自我的属性去做虚幻的“做他人”之梦。并非“只有成功地与所有的他人成为一体同心的人，才能达到对自己本性的认识”（马悦然语），而是要将终点目标“他”当作一面镜子来观照“自我”，认识到你所追求的那个目标就存在于你自身内部，从而实现“我即凤凰”这一觉悟。“我即凤凰”，这是无数苏非哲人与苏非诗人阐述过的“自我的秘密”，也是《黑书》这部小说所欲揭示的核心主题。 追寻，若旨在“做他人”，因其终点的荒谬性而致使其追寻过程也变得荒谬；追寻，若旨在寻找另一个自我，则必会在过程中获得觉悟，找回自我。笔者由此联想到蚕虫变飞蛾之喻：倘若一味地坚持只做自己，那么小蚕虫将永远停留在小蚕虫的阶段，永远变不成飞蛾；小蚕虫长成了大蚕虫，有了一定的认知能力，忽然看到飞蛾的美丽，便自惭形秽，不愿再做蚕虫，要抛弃自己蚕虫的属性，要去做飞蛾。那么，不做蚕虫的蚕虫会陷入什么样的处境？必然是既不能变成飞蛾，也不再是蚕虫。因此，只有在坚守自己蚕虫的身份的同时，不断吃桑叶（外在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把桑叶化为自己身体内的营养（正如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才能不断蜕皮长大，每一次蜕皮都是“自我”的一次更新，也是“自我”的一次再发现，直至结茧闭关冥想，终于有一天豁然觉悟，破茧而出：我就是飞蛾！ 作为个体的人，卡利普在经历卡夫山之旅之后，最终获得了“我即凤凰”的觉悟，重新找到了自我，从容自如地替代了耶拉，并且最后把如梦用过的东西也抛进了“黑洞”般的天井，意味着抛弃了对所爱对象的最后一丝幻想与依恋，完完全全地“做自己”，正如“卡利普”一词的本义：胜利者。然而，土耳其民族在现代“做西方人”的追寻之旅中又是否能够重新找到自我，寻回自己的身份，觉悟到“我即凤凰”并重建自己失落的文化传统？尽管小说在“谜之发现”中，提出了用拉丁字母重构文字之谜、重塑自我的设想，这是耶拉或卡利普的理想，抑或也是帕慕克本人的理想？但是，帕慕克并不持乐观态度，小说最后写道：“伊斯坦布尔，一如我的读者所知，将继续生活在悲惨之中”（491页），因为“很久以前，他们曾经一起过着充满希望与意义的生活，但由于某个不知名的原因，他们如今不仅失去了这个意义，也遗失了他们的记忆。每当他们试图挽回这个意义时，结果却迷失在自己蛛网满布的内心隧道，找不到回头的路，也永远找不到通往新生活的入口，因为钥匙已经掉在他们失落的记忆库深处。他们只能茫然呆立，被一股仿佛失去家庭、国家、过去及历史的无助的剧痛所吞食。流亡和失落的痛楚如此强烈，如此难以忍受，逼得他们不得不放弃找回意义和秘密的努力，只能顺从地听天由命，安静地等待生命终结的时刻”（212—213页），只能绝望地眼睁睁地等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干涸的那天”。（1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