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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伊斯坦布尔的未来 卡利普为寻找如梦／耶拉，游走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伊斯坦布尔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与现状，借由卡利普的追寻，呈现在读者面前。正如马悦然在《黑书》中译本前言中所说的：“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该算是帕慕克的小说《黑书》中的主人公。”的确，《黑书》的真正主人公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古老的城市，土耳其民族的辉煌与屈辱都浓缩在这座城市中。耶拉在做报纸专栏的过程中，勘探到伊斯坦布尔的过去，从而发现失踪的文化传统之谜；而卡利普在对如梦／耶拉的追寻过程中发现了耶拉所发现的世界——失落的伊斯坦布尔，一个比现实中的伊斯坦布尔“更真实的想象的”（马悦然语）伊斯坦布尔。之所以说“更真实”，按笔者的理解，是因为她是处在迷茫中的现实的伊斯坦布尔的“自我”；之所以说“想象的”，是因为她已经失落。正因为她的失落，现代土耳其人才如同失去如梦的卡利普一样，不由自主地踏上了“做他人”——亦步亦趋地效法西方——的命运。 针对土耳其民族在现当代的“做他人”的角色追求，耶拉作为一位积极关心时政并介入宗教与政治活动的著名专栏作家，对其中的谬误与必然有着深刻的认知和剖析。其专栏文章“刽子手与哭泣的脸”寓意十分深刻：当刽子手对受刑人首级那张哭泣的脸无法忍受之时，他用刀子强行改变其脸孔的纹路，将之变作一张笑脸，结果却是受刑人身份失落，不知究竟是何人。前面讲到，人脸孔纹路是侯鲁非教派文字之谜的核心，它象征着人对“自我”的认知。小说中，侯鲁非教派对人脸孔纹路的解读被用于解读城市面貌，二者可以两相对应，“人的脸和地图非常相似”（343页）。这样，人的脸孔就与代表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都市紧密联系在一起。耶拉在探究鲁米在大马士革追寻夏姆士的过程中，通过这种对应方式揭示了“大马士革、开罗和伊斯坦布尔地图中惊人的相似处”（288页）。笔者没有去比较这三座城市的地图，或许是真的很相似，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小说此处所说的相似是指精神面貌上的相似。这三座城市曾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伊斯兰文化中心，皆是伊斯兰历史文化名城，都曾在历史上辉煌过，尤其是伊斯坦布尔，在600年的奥斯曼帝国历史中，曾一直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和领头羊。但在近现代时期，三座城市皆衰落，其大市场皆呈M形——一张沧桑愁闷的哭脸。在接下来的全面西化进程中，伊斯坦布尔这座曾长期代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峙的桥头堡，被强行纳入西方的发展秩序中，整座城市的面貌在急于“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⑨ 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强行人为地改变一座城市的面貌（脸孔纹路），意味着对城市（国家民族）属性的强行改变，其结果是城市（国家民族）的身份失落。土耳其在当前国际环境中不东不西的尴尬角色正是这一强行人为改变的结果。耶拉在其专栏文章“不会说故事的人的故事”中，以几个失去话语权的人的愁闷，象征了土耳其民族在现当代国际环境中因被强行改变了属性而找不到“自我”，因而失去话语权的难堪处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