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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星象以记述节令，渊源于上古观象授时的传统。《夏小正》《月令》以物候判断节令，进而安排人事活动，就是对上古时序生活的写照。《诗经》作为上古仪式与农事传统的文字遗存，对星象的记录有着深厚的现实需求。如《七月》以大火西流判断节气；《渐渐之石》以“月离于毕”预测雨季降临；《定之方中》观察定星方位以安排营造时期。可以说，星象的入诗，最初必然基于某种现实需要，而随着传统的生成，仪式的固化，人事活动的现实合理性又终将向某种伦理或价值演进。从上古岁时生活结晶而成的，正是互为表里的时间制度与时序价值。 时序价值分为“合时”之常与“失时”之变，是先秦时期一项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从《春秋》以“时”或“不时”行使判断功能的记事特点中可窥一豹。《诗经》中所记载的天文事象，有时同样承担着价值判断的作用：在一些祭祀、劳作的场合中，描述“合时”的天文事象固可作为对当下行事的褒美；而对灾异等“不时”现象的记载，则体现出对时事的不满。这种不满不一定如汉儒所言是针对某些政治现象有意识的讥评；《诗》的原点来自上古社会生活，而时序正是组织一切礼仪、仪式和生活的基本秩序。对“时”或“不时”的咏唱，本身即是对生活的咏唱，自有悲喜系于其中。 在文化传统漫长的建构过程中，“合时”与“失时”，从单纯的喜与悲、褒与贬，逐渐演变为宜与忌、吉与凶。在汉儒之后，后世学者对《诗经》中天文事象的理解渐趋日常化、民俗化，一方面肇因于时间制度与时序价值的消解，一方面体现出《诗》学本身的变迁。因此，围绕着短短一篇《绸缪》，毛、郑执着于时序价值的美刺，朱熹看到了现实生活的侧影；陈子展发现了婚嫁礼仪的传承。学者或借由情感的共鸣，或假以习惯的共通，重新寻回了与《诗》的联结方式。而无论从其中任何一个角度去阐释诗旨，均指向上古岁时生活的图景。在此意义上，星象与节令的关联，时间制度与时序观念的历时变化，正是我们理解诗篇内涵，追寻《诗》学阐释轨迹的宝贵线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