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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上古天学知识观念，可进一步排除“三星”指代心宿的说法。心宿三星以红巨星大火为中心，左右二小星为辅，以“三星”指代这一形态似不恰切。再者，大火曾是殷人测定岁首的依据，被称为“商星”，具有指代族群与王权的神圣性，在先秦时期仍是重要的授时星象，不可能被归为“小星”并与“三五”合称。汉时为迎合统一王朝的意识形态要求，建构出以北极、紫微等象征皇权的星象为中心的天学体系，心宿被降为拱卫北极的二十八宿之一。汉儒将心宿视作与其他诸宿并列的星象，是为历史语境所局限。因此，从形态和授时地位来看，“三五”之“三星”非指心宿可知。 结合全诗文本，上半篇只写小星三五在东，当指小吏初见东方有星辰三五，未及言至星名，至于下半篇补叙小星“维参与昴”，符合认知渐进之理。将《小星》“三星”释为参宿，“五星”释为昴星团，不但更符合诗歌义理，也符合上古天学知识观念的实际。 最后需要辨析的是“三星”歧义最多，阐释分歧也最大的《绸缪》一诗：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汉儒相信《绸缪》是对晋国婚姻失时的讽刺，“三星在某”指的是某个特定星象出现于不同时节的情况。毛传以为婚时在冬，“三星”指冬季参宿，“三星在某”分别指代自初冬至开春的三个时节，《绸缪》是举正时之“常”以反讽。郑玄则以为婚时在春，“三星”指夏季心宿，“三星在某”分别指代从立夏到夏至的三个时节，《绸缪》是据婚时之“失”以直刺(将“三星”解为心宿，除了应合“失时”的意义之外，郑笺更作了天人感应式的阐释：“心有尊卑、夫妇、父子之象，又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为候焉。”(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4页)“婚时”是毛郑两家阐释《诗经》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对《绸缪》“三星”的解释，既是对“婚时”的印证，也关系到二人诗经阐释体系的建构。 汉以后的注家脱离了“美刺”二元论的语境，并提出“三星在某”有可能指一夜之间的变动。朱熹、洪亮吉从郑说，认为婚时在春，三星应指夏季心宿：“此诗男女既过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适见心宿也，星随天转，昏而东，夜久而东南隅，夜分而正南。”(《毛诗天文考》，第4页)比之郑玄从诗教角度判断《绸缪》是“刺”诗；朱熹的解释更为柔和：“国乱民贫，男女有失其时而后得遂其婚姻之礼者。”《绸缪》于是为夫妇“喜而自庆”，互诉衷情之诗。这一申发，软化了“时”作为伦理判断、秩序规范的坚硬框架，为“失时”赋予了更多同情的理解，也将《绸缪》的阐释从政治讽刺引向了社会生活。 近世也有学者提出，“三星”指代非一，其在天者为参，时在冬季；在隅者为心，时在春暮；在户者为河鼓，时值新秋。朱文鑫认为，《绸缪》咏三星应为泛指，先咏参宿，以记季秋燎炬之礼；再咏心宿，以述暮春男女怨旷之情；末咏河鼓，以记新秋嫁娶之事(参见朱文鑫《唐风三星说》，《天文考古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21页)。陈子展《诗经直解》亦持此说，且提出此诗为婚礼当晚“旁观见人嫁娶之辞”，这或是对“岁时说”和“一夕说”的调和。 《绸缪》“三星”所指为何，所咏是为一年抑或一夕之事，关系到对诗歌旨趣和功能的判断。毛郑两家谓星象为年中之变，诗歌以婚姻岁时为主旨，属于政治讽刺诗；朱熹、洪亮吉谓星象为一夕之变，诗歌为婚礼当晚的夫妻对唱；陈子展、朱文鑫谓其诗咏三种年节星象，却是婚礼当晚的仪式歌。笔者以为，《绸缪》一诗既以三星起兴，在指代上应存在承续关系，《绸缪》三章“三星”所指应当相同。 结合前文对《苕之华》《小星》的论断，分别从文字与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可以认为《绸缪》“三星”所指亦为参宿，整部《诗经》中的“三星”所指，具有唯一性。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三星”或为“曑星”“叁星”的简写。传统文字学家均认为“参”字与参宿有关，甲骨文中的“参”字，包含三个“口”形；金文“参”字形与之相近，保留三星形与人形，又于左侧增三横点，后演化为三撇，与人形一并演化为“  ”。朱芳圃《释丛》谓“参星象参宿三星在人头上，光芒下射之形”。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参”字“三身四足，皆明大，中央有伐，斜曳，亦三星。微，象光大，下垂彡。”如此可知，甲骨文中的“参”，横向三星是对参宿三星的象形，纵向之人形可能是对数目较模糊的伐星的象形。金文于人形旁另增三画，应该意在指明伐星的确切数目，并进一步强调参宿的周边星象与相对位置。近年有研究者提出，“曑”为母字，隶变为“参”，假借作“叁”(姜磊《释“曑”》，《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据此推论，《诗经》等先秦文献中出现的“三星”，有可能都是特指“曑星”，亦即参宿。 图1 “参”字甲骨文字形(《合集》17600)与金文字形(卫盉) 从文化地位来看，参宿三星是冬季夜空中的标志性星象，虽不像大火星那样具有代表国族的神圣性，但由于是二至点的典型星象，在上古神话中也拥有一席之地(《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可以认为，参宿的授时价值在心宿之下，河鼓之上，以“三五小星”名之；不失其宜；以“三星在天”授时，恰得其分。 明确“三星”为参宿，为我们解读《绸缪》提供了一个基本立场，即诗中婚礼举行于冬季。再具体到“三星在某”是一夜或一季的位移，就要结合诗中的其他证据方能定论。已有学者指出，三章中的“束薪”“束刍”“束楚”是为婚礼中“亲迎”“燎炬”之俗(邵炳军《<诗·唐风·绸缪>诗旨补正》，《诗经研究丛刊》2008年第1期)，结合全诗明朗的基调，对合时物候的强调，可判断《绸缪》为冬季婚礼当晚所用仪式诗。 考证“三星”的所指，可以发现，《诗经》中出现的星象标志往往带有序时纪事的功能。这种功能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事件发生的节令，二是判断事件的时序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