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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这种宏大的背景下，再来重新审视古代文论当下的研究状况，总体上可以说，古代文论的研究正在进行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认同，当然这也是古代文论研究者自身文化身份和民族立场的重新回归，深入的分析使我们发现，西方近代以来专业化、工具化的“可编码的知识”或“科学知识”，其知识霸权已越来越受到西方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质疑和挑战——这无疑也正是与此异质的古代文论重获知识合法性的重要契机，也是古代文论获得当代性价值新的重要的立足点。至于这个过程或长或短，现在尚难断言，但无论如何，关键在于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强化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古代文论基本方法论特点及与之相关的思维特点的重视和研究。目前，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论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文论史的方法学，仍然在探索之中。今人应该有自觉自识，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诗性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予以创造性的转化、激活。华夏民族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对于宇宙世界、社会人事的独特看法，由此培育了传统文化中三才合一、整体圆融的观念与觉识。在古人的文化视野中，人象天法地，在构造上相同，在精神上共感，在表象上互为因果，人与天地、情与景、主体与客体、内根与外境浑然为一，天人、道器、体用贯通一体，神形、心物、知行一面两体，这就自然打通了“人与物”、“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的二元阻隔，肯定了天地人之间的对话互涵、相成相济、相依相待，加之中国思想传统中言象意的符号系统、中庸平衡的方法论原则、充实与空灵的境界追求、生生不息的创造意识，共同铸造了具有中华特色的知识系统与体认方法。我们要超越西方一般认识论的框架与结构，首先就要认清中西学术不同的差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主要在于两者对待人生的态度不同。西方是一种进取向前的态度，印度与之相反，所持的是一种避世退后的态度，而中国则是调和两者[1]。此论大抵是对的，更深一步言，中国主流思想传统中并没有西学那样的主客二分与身心二元以及两者之间的价值冲突与精神紧张，因此，中西文化差异的最根本处，在于对人态度的不同。近代西方文化的建立是在十九世纪对亚里斯多德逻辑学的回归，以及十七世纪文艺复兴后科学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故而对于人的认识，西学基本上采取知识方式的对待与类化指标的建构，在人知、情、意的整体心理结构中，偏于“知”一度的强调。而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从来就少有对人进行知识化的处理，因为它所依生的知识体系是在阴阳对待、四时更迭与五行相生相克的直觉感受与天圆地方、天人同感的比附联想中建立的。对于中国古代独有的知识结构和体认方法，传统的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朴学均有自己的认知方法，这些方法需要今人深入细致的梳理与研究，但与古人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有了更多的文化参照系统，知己知彼，对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文化传统，更增添了一层视野。总之，当代古代文论的主体性与学科范式的建立，既需要我们继承发扬传统学术，也要在与西方文论相比照、相对话中建构，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我们有充分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认同感，也需要冷静细致的创造性转化工作，就重要性而言，两者都缺一不可。 那么，究竟何谓传统文论的“当代性”？“当代性”是传统文论的资源价值意义与当代文论话语建构的理论资源诉求相适应的一种理论视域，“当代性”是传统文论参与当代文论话语建设的切入点，“当代性”是传统文论与当代文论互相融通的内在结合点。“当代性”实际上体现、渗透在现代阐释之中。因此，从古代文学思想的经典文本和原初意义出发，发掘和阐明古代文论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应该成为“当代性”建设中的基础工作。历史地看，古代经典文本的原生形态是真正代表古代文论精神实质的理论表述，它与再生的现代文论形态存在着重大差别。其经典性和原创性的获得，跨越了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检验，其学科知识谱系的呈现连贯而完整，文本自身的思想影响力持续而长远。因此，重新认识古代文论的原初性的事实本体与整体性的真实面目，回到体现古代文论精神本真的原初形态与历史情境，并以之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出发点。从本质上看，经过系统的整理与阐释，回到古代文论的原生形态，寻找其新的理论视野和理论生长点，既能超越百年来学界谈论古代文论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又可以克服当前文艺学研究繁荣景象背后所显露的文化无根性困境，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这也是与当代先进性精神文化的建设方向一致的。进一步说，作为时代文化精神的彰显，充分发挥古代文论的“当代性”价值，有利于我们对于时代问题的本质性进行反思，对时代文化表徵（症候）进行解答。而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就必须立足于时代特有的文化问题和境域，对中国当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进行准确的定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