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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问题，而今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古代文学思想，在本质上都具有当代性，理当属于当代文论的范畴。问题在于：古代文论的“当代性”并非在任何历史与文化状况下都是特别凸显的，而其凸显显然有着现实和理论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原因。本文之所以将“当代性”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明确地将当代意义作为古代文论的应有品格加以研究，是由于这一问题关涉到对古代文论乃至传统学术的生命力及其当代呈现的基本估价，关涉到西方文论乃至西学传统在当代文学研究境域中的中国成像及其发展前途，因此，基于古今、中西两个方面的当代性质和当代价值，在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古代文论的“当代性”问题，理当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讨。 从理论层面来看，“当代性”问题的提出，其根本目的首先在于消除笼罩在古代文论研究上的种种遮蔽和误区，以期从学术立场阐发和彰显其当代意义，并为现代人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和文学困境寻找一条可能的解决路径。长期以来，囿于西方近代哲学及文艺学观念的局限，学界往往将古代文论置于近代知识论和知性科学的背景下加以观照，致使对古代文论的本体论价值和当代意义完全估计不足。古代文论的知识特性、表达方式乃至学术担当与价值意义一度就被遮蔽在这种近代误读之中，比如原苏联文艺体系所形成的解释框架，囿于近代哲学的知识论和本质主义的思维逻辑，坚守现实主义反映论的立场，就是这种近代误读的典型等等——正因为如此，置于西方近代哲学范式中的这种研究在总体上并不能展现古代文论的知识宗旨与精神特质；而以“通史”模式书写的传统文艺理论教科书，又并不以历史材料本身状况为根据，而是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从意识形态的各种结论中提炼、拼接出各种主义和体系，然后依据现存的原理套用到原著上，因此这种古代文论体系，在历史依据与理论逻辑两大基础性问题上并没有得到真实有效的论证，其知识合法性存在很大问题。凡此种种遮蔽与误读，使得古代文论在当代知识状况下被看出是过时的理论，缺乏对当代问题的回应，所以古代文论的“当代性”问题的提出，首先是针对这种对于古代文论的近代误读，并导致其当代意义被遮蔽而言的。 从文艺学的整体来看，古代文论的当代性问题是一个开放的、可期待的思想视野，从我们所面临的当代文艺学研究的无根性危机问题来看，从当下各种阐发古代文论当代意义的“接着讲”的基本路径来看，古代文论的“当代性”仍然有待于通过回顾、对话、重新提问才能得以重新发现和理解。古代文论当代意义需要不断地生成，它不是现成的结论体系，而是尚未完全阐释的问题，以及各种用以阐释的方法，因而它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系统，毋宁说它是一种有待激活的精神资源。打个比方说，发挥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艺学理论建构中的作用，就不是服中“药”以排除西“毒”，其实古代文论作为某种精神基因依然潜隐在中国现代文艺学肌体之中，只是从其体外移植进去的西学基因反客为主而压制着这些基因，使这些基因似乎处于一种睡眠状态——现在要做的只是激活这些蛰伏的基因。如果把古代文论设想成早已完全剥离于中国现代文艺学肌体的某种要素，未免太低估了我们文化传统的伟大而深厚的精神力量。同样，这一比喻也强调中国文艺学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西学因素也已成为其肌体中无法剥离的基因，而非某种可以通过外科手术可以切除的某种附属物——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种种或隐或显的文化原教旨主义的问题，首先还不是偏激不偏激的问题，而是可行不可行乃至必要不必要的问题。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将不仅表现在对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更充分的发扬上，同样也表现在我们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胸怀对西方及一切有益于我们的其它民族文化的更充分的吸收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