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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晏欧三家词作特征及词史地位的论述 明代不少词集序跋论述了晏欧词的接受、流传影响，并及词史贡献与地位。这一类相较而言，理论性较强些。 先看夏树芳《刻宋名家词序》： 兹刻《宋名家词》，凡十人。捃摭俊异，各具本色。余得而上下之。辘轳酣畅，若同叔之玄超，小山之流媚，柳屯田之翻空广调，六一居士之清远多风，几最按拍。……之数公者，人各具一词，词各呈一伎俩，好事者成于皓月当空，澹烟初放，春花欲醉，秋叶可餐，命童子执红牙板，对良朋浮白，随抚一阕歌之，慨焉慷焉，划然长啸而低徊焉。若欬唾九天，不自知明河之落衣袖也。或谓柳枝团扇，桃叶钗头，有戾乖正则之骚经，似设泥犁之种子，其然乎，其不然乎?则濮上桑间，胡以不删，而殷勤诏世哉?且也，元献、文忠、稼轩、泽民诸君子，立朝建议，大义炳如，公余眺赏之暇，讽咏悲歌，时为小令，时作长吟，孰知其所以合，孰知其所以离，固风雅之别流，而词坛之逸致也。(11)夏树芳，字茂卿，江苏江阴人。万历元年(1573)举人，有《消喝词》词集，《全明词》收127首，主要抒写山居隐遁、游山、写景之情。(12)序中所谓《宋名家词》，即指后世所谓明末毛晋编《宋六十名家词》之一部分。该书因为随见随刻，序中言“凡十家”，当指毛晋初刻时的前十家。夏氏序置于卷前，草书，字体飘逸优美。就北宋晏欧词等，夏氏指出： 第一，晏欧等十人词作各具特色，风格不一。晏殊词“玄超”、欧阳修词“清远多风”、晏几道词“流媚”，其余诸人词也是各有千秋，各有所擅。晏欧三人词，被诸如此类词概括词作风格特色，此前罕有所闻，除却小山词“流媚”尚可与其艳词挂钩外，晏殊、欧阳修之评论确实新颖独到。然而因为都是个人感悟式、印象式的评语，没有展开论说并举例；所以难以遽断其是否一定评述客观、合理得当。所谓“玄超”者，大概指晏殊词有一种玄思遐想而超乎词作之外的意味，也即理解晏殊词不能仅盯着表面的文字，而应该深入文字后背，细细揣摩体会其间的真正意蕴和美感，宴酒酣歌中对人生命运的玄想，对生命意义的哲理性追思。在题材上晏殊词对唐五代词几乎没有什么开拓之处，他的词之所以令人称赞，在宋词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就在于即使是重复别人的论调，他也能写出光彩，写出不同于人之处。这种词中寓含的不同于流俗的意境玄想和哲理性追思即是晏殊词所胜处。譬如《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一阕，词作主题无非言相思别离，然而词作的下片“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四句给人的感觉较为不同，尤其是最末一句引人遐想无穷，经久耐读。前三句描绘了一幅秋夜秋风欺凌、梧桐叶坠、疏窗淡月的幽静梦境，随着天际鸿蒙中声声凄厉的雁叫，也仿佛发散在茫茫的夜空中，这突如其来的一笔，除了在写法上使人耳目一新，在审美层次上，也使读者摆脱了沉思默想的束缚而飘离到一个更高远更缥缈的境界。这种异乎寻常的审美体验和写作特色，即夏氏所谓“玄超”呢?恐怕正是如此。 至于“清远多风”，也是对欧词词作意蕴与审美内涵的认识。“清远”意指欧词清旷疏远的审美风格，“多风”则是进一步确认修饰“清远”的艺术感觉，这种欧词独有的艺术风范与欧阳修文章一贯有之的“六一风神”是一脉相通的。在宋词研究中，没有“欧阳修范式”之称，然而没有范式之称只是意味着欧词的创作方式和审美模式没有普遍性的示范效应。各种文体虽有不同的写作要求，不过这不能说它们之间没有互通性。同一个人的文学创作尤其如此。一般说欧文的风神指其风格上偏于阴柔之美，节奏上纡余委备而婉曲有致，情感表达上含蓄蕴藉，语言运用平易自然而畅达的行文特色。(13)观照欧词，不少词也是具有这种艺术特色的。因此，夏氏所指的“清远多风”，即特指欧词清旷超远的艺术旨趣和风格，是与欧阳修散文之“六一风神”精神内核密切相关的欧词风范的审美观照。比如《渔家傲》(四纪才名天下重)等篇章就是这种寓含清刚之气、清远多风的词作代表。 对于小晏词的“媚俗”之论，只能说夏氏看到的是晏几道词艳的一面，却没有看到晏几道词其实是艳而不俗的。所谓“媚俗”者，当然不是指通俗，而是指极力向粗俗、鄙俗和艳俗靠拢的词作倾向。小山词中当然不乏侧艳情词，如《蝶恋花》(笑颜秋莲生緑浦)写女子的闺怨，名篇《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等篇什，均有对女性外形情态的描写，然而这些所谓的艳情词却一点不鄙俗、艳俗和浅露，反而具有曲折深婉、真挚动人的艺术魅力。王国维评晏欧词云“虽写艳词，终有品格”，可谓小山词注脚也。 第二、晏殊、欧阳修等人立朝处事，大义凛然，刚节有声，政事之余所写歌词小令长调，没必要认真纠缠是否合儒家雅词标准，《诗经》尚保留有悖风雅的男女风情之作，宋词中的某些无关诗骚的艳词也大可不必以儒家诗教来衡之。晏殊、欧阳修等朝中重臣，能在政事之余歌咏一些小诃短调与儒家雅词无涉。夏氏似乎暗中认为，对待这一类的词作，无需担惊受怕，也无需苛骂指责。宋代一部文学史，也是一部雅俗共进互融的历史，也是雅俗纷争的历史。如何看待诗词中的雅俗问题，历来争议颇多，尤其是怎样对待柳永主导、影响下的俗艳情词。大部分论者是高举杀伐之刀，必欲除之而后快。晏欧词当然也存在这种现象，尽管与柳永之俗词、艳词有着质的区别和程度、量的差异，毕竟也给他们带来过一定的困苦和麻烦。在词品与人品之关系评论中，晏殊、欧阳修之所以遭人非议，即是被人纠结于此等艳情词而大做文章。夏氏之论似可较为通达，认为像晏欧诸等高官大儒，根本接没有专力写词，只是偶尔玩玩填词这种文字游戏，所以不必以是否合乎雅词标准论及。扩而大之，夏氏这种豁达之见是明代中后期俗文学日益发展而雅文学渐趋退缩形势下的产物。 署名钟石费寀实为薛应旂之《玉堂余兴引》一文肯定欧阳修等人的慢词创调之功：“唐自李白而下，率多填词，慢调追宋益靡。厥能引括风雅，以不失乎古之遗音，则自永叔、子瞻、希文、元晦之外，不多见也。”(14) 薛应旂，生卒不详，字仲常，号方山，江苏武进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曾著《方山文录》等书。《全明词》收词仅1首。从词调发展史看，薛氏认为慢调“追宋益靡”，而欧阳修等词不失风雅遗音。作为宋代以后之人，对于宋词的进展还是能站在历史的高度观瞻，所见较为客观真实。慢词的发展，北宋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等均都有添砖加瓦之功，尽管从创调的角度言，三者均不如柳永，也不如周邦彦，但是既创慢词又不脱雅词气格，则北宋张先、范仲淹、欧阳修诸辈为先锋。 王世贞从词体正变角度提出晏氏父子词为正宗的说法：“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刻，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15)显然，王世贞主张词之婉约为正宗，尽管正宗之说涉及的词人风格并非完全一致，内部细微处更是差别尤甚，对于所谓的“变体”也与同时期的何良俊、张綖所论的内涵有异，正如有论者说王世贞“从强调词体主情特性出发，认为婉约词还须‘浅至儇俏’，‘柔靡而近俗’”，认为婉约词除了婉转柔丽还向浅易轻艳方向发展。(16) 陶汝鼐则认可欧阳修等人的词坛大家地位。如其云：“诗余肇于唐，推太白两词为祖。然当时绝句，佳者辄入梨园，一语入情，动人魂魄，不特清平调奏之天上矣。至于宋，文章之士竞为之，则创为格调殊体分曹，一代争鸣，互矜绝唱。大家如范希文、欧阳永叔、王介甫，并有传篇。”(17)陶汝鼐(1610-1683)，字仲调，又字燮友，号密庵、忍头陀，湖广宁乡(今属湖南长沙)人，崇祯六年(1633)举人。弘光时任教谕。后隐居不出。著有《荣木堂合集》，《全明词补编》收词28首，多山居、野兴之感。陶氏指出唐之诗余乐府与宋略有不同。前者率多绝句，辅之乐音，唱遍梨园后宫；宋时大部分变成文人雅士的好尚，甚至自创长调慢词而一变为案头文字游戏，雅俗分镳并辔，互竞天下，蔚为大观。群英竞豪之中，陶汝鼐认为范仲淹、欧阳修和王安石乃词坛大家。范仲淹今存词5首，王安石存词不过30首，却屡为词坛瞩目，除了自身特殊的政治身份之外，重要的是有奇绝之篇为世人称赏。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历来被当成豪放派之先声，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一阕亦引来大文豪苏轼的称赞。从风格而言，二词均有沉郁雄豪之气，二宋以来，少有其匹。必须留意的是，陶氏认可欧阳修等三人为北宋词坛大家，是从创制豪放风格而言的。可见，自明初至明末，推崇豪放词风一直曲行于明代俗文学竞相发展的潮流之中，而对欧阳修等人的词坛贡献和地位也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 另一个词人刘莭则以词论词，颇为新颖。其《西江月·读六一词》云：“作赋汉推扬贾，撰词唐擅温皇。宋人藻翰重欧阳，山谷东坡皆让。班固马迁史传，昌黎子厚文章。古今评亦有低昂，莫画葫芦依样。”(18)按，刘莭，字介夫，又字梅国，号雪台，又号涵虚翁，江西大庾人。生于成化十二年(1476)，卒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曾任京官，地方官，有《梅国集》。《全明词补编》收词89首，与夏言多有唱和，应酬词多。《西江月》词中，刘氏对欧阳修包含词学在内的文学才能极力推扬，认为苏轼、黄庭坚皆不如，而可与司马迁、班固及韩柳并畴。客观而言，欧阳修、苏轼同属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成就旗鼓相当。至于二人诗词各有擅长，就影响力而言，苏子还是要略胜乃师欧阳修，毕竟后出转精。刘莭此词论虽题为“读六一词”，却非专门论词，且这种文学批评的形式确实独到罕见，此前少有；另外作者还提出一种批评观念：“莫画葫芦依样”，文学批评者要用自己独到的眼光去感受、发掘批评对象，而不是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这种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