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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端居化岛夷：箪食瓢饮与以岭南为中心的饮食书写 与江南饮食书写一样引人注目的是宋人大量的岭南饮食作品。岭南自古为左迁之地，宋代依旧如此。远谪的宋人，虽曾面临饮食不惯的困境、瘴海蛮夷之地的生存窘境、政治迫害带来的精神压力，但其描写岭南却不像唐代南谪诗人那样，充满瘴气、蛊毒、枫人、蚊蚋、山鬼、鸩鸟、飓母、含沙、鳄鱼之类的可怖形象，这些唐诗中的岭南意象，有时难以区分究竟是来自诗人生活的真实体验，还是由于经典文本构造的岭南印象带来的精神体验。宋人的岭南观感与体验，在其饮食书写中有清晰呈现，借此能发掘唐宋两代士人之精神面貌的变化。如前所论，宋人对南食的广泛接受，对“御外物”的自信，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唐南食诗中正味与异味、正统与蛮夷的对立意味，这是充分自信与理性意识的表现，而苏轼的岭南饮食书写，正代表着这种人格精神与境界的形成，故本节主要以苏轼的岭南饮食书写为中心。 苏轼面对难以接受的食材与饮食习惯，态度较中唐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如其诗中曾言“朝盘见蜜螂，夜枕闻鸺鹠。几欲烹郁屈，固尝馔钩辀。舌音渐獠变，面汗尝骍羞”(《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第2142—2143页)，岭南食用蜜蝍、钩辀和蛇的习俗，虽令他难受，然而诗中的自嘲意味，稀释了对这片土地的厌恶。土人以熏鼠、蝙蝠、蜜蝍、虾蟆为食，他则幽默地劝慰消瘦的苏辙： 人言天下无正味，蝍蛆未遽贤麋鹿。海康别驾复何为，帽宽带落惊僮仆，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闻子由瘦》，第2257—2258页) 直言天下并无正味之分，从生活窘境里找出令人会心的幽默来，这种幽默正是其精神力量所在。又如空腹食槟榔时言：“先生失膏粱，便腹委败鼓。日啖过一粒，肠胃为所侮。蛰雷殷脐肾，藜藿腐亭午。”(《食槟榔》，第2152页)比喻充满喜感，令人哑然失笑。 苏诗南食书写更引人注意的是以蔬食为中心的作品。岭南米麦产量少，常需以薯芋充饥。然对这种困窘生活，苏轼从未抱怨，他学习土人酿酒之法，开园种菜，以积极的态度接受和融入岭南生活，身在逆境，却安闲自若。其诗中甚至认为连淇上山药也比不上薯芋美味：“淇上白玉延，能复过此不?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和陶酬刘柴桑》，第2216页)肉食匮乏甚至绝粒断粮时，他曾沿旧城寻杞菊，儿子苏过别出心裁用山芋做羹给他充饥，他认为“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直赞“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过子……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第2317页)。韶州太守以他创制的东坡羹相待，他便言： 谁知南岳老，解作东坡羹。中有芦菔根，尚含晓露清。勿语贵公子，从渠醉膻腥。(《狄韶州煮蔓菁芦菔羹》，第2412页) 以为简陋的羹汤胜于权贵们以肥羜适口的鼎俎珍庖。上文论及宋人普遍以膻腥肥羜之物为贵族溺于口腹之欲的象征，而简陋的岭南蔬食生涯，在苏轼笔下无疑象征着箪食瓢饮、安贫乐道的生活状态，其中包含着对政治迫害和人生困境的不屑。虽然，中国文学传统中早已通过清贫的饮食生活来表达砥砺节操、安贫乐道的人格追求，但此前多作为少数士人清修的表达，在写作中挖掘蔬食本身的审美特征，而赋予其充盈内在象征意义的极其少见。苏轼则不同，他从味觉审美上赋予蔬食与鼎食珍味相提并论甚至有所过之的美感，不是将其作为一种磨砺，而是将其上升为一种享受。如苏轼在岭南“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58)，屡屡标举陶渊明以自勉，他所推崇的“外枯中膏”的陶诗审美特征，在其岭南菜食书写中也有所表现，他说手种之菜“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粱肉不能及也。”(《撷菜并引》，第2201页)正因为有粱肉不能及的独特审美意境，岭南的蔬食意象在苏轼笔下才更为完整丰富。 实际上，苏轼岭南饮食书写中表现出的这种怀道含光、穷居自乐的精神状态，是北宋后期士人对“内圣”心态的普遍追求，宋代颜子学的兴盛是其表现之一(59)。因此，苏轼岭南饮食书写尤其是蔬食书写在当时及其后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宋代士人在逆境中往往倾向于通过蔬食书写以明“不改其乐”之志，如苏门文人笔下有大量的以种菜、制羹、煮粥、食虀、烧芋、食笋、采杞为主题的诗文出现，这些作品多写于不甚顺利的迁谪时期，寄寓了不用于世却甘贫自守的志趣，有时也颇言蔬食养生之道，包含着养德养气的道德追求。此后贬谪岭南的士人，也常通过对东坡南食书写的自觉追述，表达自己的志趣，李纲、李光、郑刚中等人皆表现得十分明显。如郑刚中在海南面临无米为炊的境地时受赠荔枝，先以“安得仙人炼丹灶，试将红玉甑中炊”幽默自嘲，又言： 从今且作淖糜计，杂以山芋供两盘……何当瓯炊七寸粳，饭香及处皆同餐。(60) 不因一己饥寒而哀号，而是如杜甫般希望天下皆无饥寒。又如李纲贬谪中以笋蕨芋栗为食，便写道： 太官饱食厌膻腥，却喜沙阳有竹萌。山蕨迩来尤脆美，一杯聊试煮坡羹。(《食笋蕨》) 吾尝位将相，日食万钱馔。荒山啖芋栗，自胜太官脔。乃知一饱余，万品徒过眼。(《蒸栗》)(61) 食用南方土食制成的羹粥，以为胜过为相时的日食万钱。随着东坡岭南诗中“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精神内核被宋人广泛接受，“东坡羹”成为一个符号，象征着内在完足，而中唐诗人沾染蛮夷、丧失大道的恐惧在宋人笔下自然消失不见。宋人自信心中之道不会因外物改变，“饮啄随风土，端居化岛夷”(62)，成为他们在岭南生活的新追求。 饮食行为具有社会文化内涵，本文通过考察中唐至宋代诗歌中的南食书写，初步得出以下结论。从中唐到北宋，士人对南食以及南方的态度经历了从抗拒排斥到接受认同的过程，其中不但反映了唐宋士人正味、异味区分意识的变迁，也显示出唐宋间对道的体认经历了从外在转向内在的过程。宋人的南食书写，与当时南方士人群体的形成密切相关，其中不乏南方士人关于身份与地域认同、政治隐喻与文化审美趣味的表达，这些表达与宋型文化的形成密切相关。南食书写中，以江南和岭南两个区域为中心的作品，最能反映宋代士人的心态、思想和理想追求的变迁。在以江南为中心的南食书写中，可以发现南食与北馔对立的叙事模式，江南美食最终成为士人表达江湖之志、追求自适生活的文化意象。而宋人的岭南饮食书写，则常寄寓其刚毅的人格以及怀道含光、穷居自乐的精神状态。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可以视为宋人对不同境遇下理想人生的体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