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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孔子“删诗说”的认识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27]，这就是孔子“删诗说”。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也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28]，认同孔子删诗说。至唐孔颖达撰《毛诗正义》，在《诗谱》疏文中始对删诗说提出疑议。由宋至清，更形成肯定与否定删诗说的两派，争辩不休。现在一般认为，“删诗说的一方论据较为薄弱，但亦非一无是处；非删诗说一方的论据，亦不是条条都确实”[29]。 华先生很重视这一学术公案，他早年撰写《孔子未曾删诗辩》一文，拥护司马迁的说法，并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的相关记述，断定孔子删诗之举并非在其“自卫返鲁”的哀公十二年（前483）以后，而在鲁定公五年（前505）：“当鲁定公五年，孔子四十七岁，因阳虎囚季桓子与盟而释之，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30]华先生还认为，孔子删诗“或以词不雅驯，或以乐不协和。其词雅者不必关于乐，乐不协者不必系于词，有一于此，则孔子删之”[31]。 《孔子未曾删诗辩》的具体内容或不无可商之处，但华先生对持“未曾删诗”论者的某些论据、论证的反驳，时有真知灼见在焉。例如，文中提到，“江永曰:‘夫子未尝删诗，诗亦自有淫诗。’(见《乡党图考》)《论语》云:‘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其意以为孔子如真删诗，何诗中之淫诗，层出迭见耶？辩之曰：风诗者，所以观民风也，……孔子删诗，岂不知采诗之旨？知之而背之者，圣人必不为也。夫淫诗者，亦各系乎其国情也，欲知其国情，必存其风诗，尽删其风诗，是犹弃其国也。以删诗而弃其国，乃削足就履之类，其诬蔑孔子何如哉？”[32]又如，华先生提到，“叶适云：‘《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定者言之。然则诗不因孔子而后删矣。’……辩之曰：《论语》所载‘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载‘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据此，断定诗三百为古诗之证，不知三百篇者，乃孔子由古诗中所选定者也。孔子以选定之诗教弟子，犹今人以选纂之讲义教学生也。《论语》之书，乃孔子没后弟子记之者，弟子记孔子之言，未尝记孔子发言之时也，何须引此以为反证哉？” [33]均言之成理，驳诘有力。 华先生晚年撰写的《诗经十论》里，在删诗说的问题上有一定的调和折中，他说：“采诗既然很多，如何变成了三百零五篇？必然有人做过简化的工作，做此工作的应该不止一人，不止一次。这个工作从消极的方面言之，谓之删诗，从积极的方面言之，谓之选诗。……《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时，乐工为他歌唱诗篇，已具有今本《诗经》的基本规模。不过当时只说‘自郐以下无讥焉’，到底自郐以下除了曹风及鲁、商二颂未提外，还有多少诗篇未曾提到，谁也不得而知。当时孔子只有八岁，后九年便开始授徒，生徒逐渐加多（见《史记·孔子世家》），教以诗、书、礼、乐。其教《诗》是否采用选本，不可臆断。”[34]华先生又说“《论语?子罕》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乐是乐曲、诗是乐章，二者相辅而行，乐曲有增删，乐章自然随之。故谓孔子删诗，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还提到《论语·八佾》所载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认为末一句“经孔子删是可能的，孔子以后的人删，也是有可能的”[35]。这些论析，显示了华先生对删诗说的认识有一定的发展变化，持论更为审慎，口气亦颇平和。 另外，与删诗说相关，华先生还提到了《诗经》编订中的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改诗：“为什么说有人改诗呢？试以《七月》而论，共8章，每章各11句，显然这是按音乐的要求，必须如此，否则不能把‘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断为两句。”[36]此例中，华先生指出《七月》末章“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本为一句，是为了与其他章保持一致才断为两句的，因为各章的乐句数应该相等。这一说法联系了《诗》、乐之关系，发前人所未发，对研究《诗经》的传播史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四）对《诗经》入乐问题的认识 关于《诗经》合乐，《史记·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37]由汉至唐，学者无疑议。南宋郑樵、明代朱载堉也都认为《诗经》全是乐歌[38]。最先提出异议的是南宋程大昌，他说“考其入乐，则自《邶》至《豳》，无一诗在数也。享之用《鹿鸣》，乡饮酒之笙《由庚》《鹊巢》，射之奏《驺虞》《采苹》，诸如此类，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后知《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国之为徒诗也”[39]。后来，顾炎武更进一步提出以《风》《雅》正变为入乐与否的标准[40]。华先生不赞同程大昌、顾炎武的说法，他反驳道：“第一，《左襄二十九年传》，吴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乐工以次为之歌二南，十三国风，继之以雅颂，如国风为徒诗，安得与二南雅颂相并而歌乎？又安得统名为之周乐乎？第二，《墨子·公孟》篇云：‘颂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颂与诵通）郑风《子衿》，《毛传》云：‘古者教诗以乐，颂之、歌之、弦之、舞之。’毛说当本《墨子》，是《三百篇》皆可诵歌弦舞也。若非诗皆入乐，何以同一‘三百’，可颂者又可弦歌乎？第三，郑樵云：‘曹孟德平刘表得汉雅乐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习，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余声不传。太和（魏明帝）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鸣》一篇。每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臣行礼东庙，雅乐常作者，是也。至晋室《鹿鸣》一篇，又无传矣，自《鹿鸣》一篇绝，后世不复闻诗矣。’案《伐檀》魏风，是亦风诗入乐之证。”[41]华先生这三条反驳，有理有据，逻辑性强，颇有说服力。 （五）《诗》义会通及新解 《诗》义会通及新解方面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华先生晚年撰写的《诗经会通》中，也体现在某些单篇论文里。关于《诗经会通》写作的缘起及设想，华先生曾在其《自传》及《〈诗经会通〉新解》一文中有所说明：“早年我读先秦经传诸子，时常发现新义，随时笺注书端，以《诗经》为多。”[42]“《诗经会通》之作，是由于其书难通，才引起我知难而进。……务求曲尽情理，畅通篇章，既与古今诗说相印证，又与教学实践相结合。”[43]此作的各篇内容，由新序、原文、译文、注、会通、音韵这几个部分组成。“新序”仿照毛诗“小序”而作，在会通诗义的基础上，用简洁的语言点明诗旨。“注”一般注意到三方面的问题：（1）注释难字难词，阐明新旧解说。（2）说明某些与音韵有关的问题，详考古韵。（3）用三家诗佚文与毛诗经文相校勘，择优而从。“会通”部分主要着眼于全篇文义，也兼及关键性细节，罗列众说以辨别优劣得失，或择善而从，或附议申论，或损益折中，再结合自己的深思敏悟，力求成一家之言[44]。例如，华先生在《唐风·葛生》篇的“会通”按语中，从六个方面论析高亨先生“男子的悼亡诗”的判断优于他说之处，增强了高说的可信度[45]。 华先生对《诗》义的说解，不揖于同，不独于异[46]，时常在辨析前贤得失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读这类文字，可以明显感受到华先生下笔审慎、言必有征、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这些新见可分两类： 一类关乎全篇主旨、思想倾向的理解。如《周南·螽斯》篇，陈子展先生认为此篇是刺诗，说“螽斯害虫，以为比兴，虽若美之，实含刺意，不可被民章歌手瞒过”[47]。华先生不赞同此说，认为《螽斯》是颂美之诗，理由有二：（1）“此诗总的情调是美不是刺，诗中用三个‘宜尔子孙’，已显示出称美为定型，无可疑议。”（2）“螽斯并非蝗虫，前人已经证明，即使它也属害虫，并无碍于诗人取比。诗文取比之法，只求一点相似即可，从不要求全面相似。”[48]这里说的“取比之法”，类似于钱锺书先生提出的喻有“多边”[49]，诗人用“比”往往只取一边而已。华先生这两点反驳，理由是比较充足的。又如《小雅·四牡》一诗，马持盈《诗经今注今译》断为“怨诗”，华先生则认为是“悲诗”，并有一大段相当精彩的论析： 本诗原文先说征夫久不得归养而伤悲，又说“不遑启处”都为王事，并无“怨”的含意，或提高到怨字上，便有反对行役之意了。故马说有蛇足之嫌。试观唐宋诗词，征夫之有伤感者，固有怨诗，也多有非怨诗。如高适《燕歌行》“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离别后”；范仲淹《渔家傲》“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等，都有伤悲而非怨诗。征夫久居塞外，怀念家乡父母而伤悲，是真情实感的表现，诗出于真情实感，正是好诗。他们并不因伤悲而弃甲归来，恰恰相反，他们是“相看白刃雪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他们是“燕然未勒归无计”。故毛传云：“归思，私恩；靡盬，公义也；伤悲，情思也。”郑笺：“无私恩非孝子也，无公义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辞王事。”可见悲诗与怨诗相似而不同。[50] 此论上下贯通，引唐宋诗词以证《诗》，别开生面，不仅言之成理，而且能让读者对诗篇的思想内涵有更多的领悟，甚至能起到开阔胸怀、提升思想境界的作用。 再一类是字词句训释方面的新说。如《关雎》之“关关”，华先生说：“鸟鸣绝无关关之音，此关关应是呱呱（古音读姑，今音读瓜）之音转。呱呱古韵在歌部，关，古韵在寒部，歌寒二部阴阳对转，故关关转音读为呱呱。这样，便符合鸟鸣声的实际情况。清时满人姓关者，译音则为瓜尔加，简呼为瓜。此其直证。今天津街头叫卖‘馒头’，则呼‘麻头’，此其旁证，皆歌寒对转之证。”[51]此解融贯古今，合情入理，令人叹服。又如《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二句，旧注皆以为采荇菜是淑女的真实生活，华先生提出，“此处谓左手右手一齐采取荇菜，以示积极争取之意，以兴起下文‘寤寐求之’。……郑笺：‘左右助也’。朱熹《诗集传》：‘或左或右，言无方也。’戴震《毛郑诗考证》：‘左右谓身所瞻顾之左右也。’三说皆与下文的兴义不合。”[52]言之有理。华先生此论也启示我们，可对朱熹《诗集传》所标“赋而兴”、“兴而赋”者作出更明确的认定或区分。 华先生曾将其部分新解胜义整理为《〈诗经会通〉新解》一文，后来发表在《文学遗产》上，文中涉及的新解实例较多，论述比较集中，读者可参看，此不赘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