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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钟彦先生谙熟文字学、音韵学、经传诸子之学，在《诗经》音韵训诂、义理辞章、《诗》学基本问题研究等方面，都有创造性发展，贡献卓著。华先生《诗经》研究的突出特色，一是留意政教，注重《诗经》的思想性；二是常以诗家眼光、从文学创作的视角论析问题。其《诗经》研究的具体方法，有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总结之处。 关键词：华钟彦；诗经研究；贡献；特色；方法 作者简介：边家珍（1965—），男，河南杞县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吾师华钟彦先生（1906-1988），原名华连圃，以字行，辽宁沈阳人，当代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诗人、河南大学教授[1]，著有《戏曲丛谭》《花间集注》《中国文学通论》《诗经会通》《诗歌精选》等，又有《华钟彦诗词选》《华钟彦诗词选补编》行世。在华先生现存各类著述中，《诗经》研究占有不小的比重，贡献卓著。夏传才先生《二十世纪诗经学》讲到粉碎“四人帮”后从事《诗经》研究的老专家时说：“这些老专家大多七八十岁乃至九十岁高龄，他们的著作以深厚的功力，在训诂、音韵、诗义诠释、基本问题的探讨等方面，对传统作了总结和新探讨，各有创造性发展。”[2]华钟彦先生无疑是这批老专家中重要的一员。大概由于华先生的《诗经》研究成果时间跨度大、散见于数处、未得及早整理出版等原因，知者不多，流布不广。总结华先生《诗经》研究贡献的文章亦不多见，据笔者查阅，这方面的论文仅有1篇，即张应斌先生写的《华钟彦的〈诗经〉研究及其学术精神》，此文综论华先生的《诗经》研究，力图彰显华先生“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 [3]，有创始之功，但限于篇幅，不少内容似未能具体展开。兹不揣谫陋，试论述华先生《诗经》研究的贡献、特色与方法，以资学界同仁参考。 一、华先生《诗经》研究的贡献 华先生的《诗经》研究著述，始发表于上世纪30年代，迄于80年代，兹依照时间的顺序，胪列如下： （1）《孔子未曾删诗辩》，载《河北省立女师学院期刊》1934年第2期。 （2）《中国文学通论》，油印本。此书是华先生1930年代在河北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时的自编教材，后收入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华钟彦文集》。其中的《论诗（上）——诗三百篇》部分，约4万字。 （3）《〈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4）《对〈东山〉诗的看法——与郭沫若、余冠英同志商榷》，载《开封师院学报》1960年第7期。 （5）《〈诗经·七月〉诗新解》，收入《华钟彦文集》。 （6）《关于毛诗序若干问题的理解》，载《古籍整理》1987年第2期。 （7）《诗经十论》，这是华先生为河南大学中文系85级先秦文学专业研究生授课的讲义，收入《华钟彦文集》。 （8）《诗经会通》，收入《华钟彦文集》。 （9）《〈诗经会通〉新解》，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 （10）《〈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赏析》，载《先秦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诗经》学史方面的研究。此类成果侧重于采诗说、删诗说、六笙诗、六艺、诗乐关系、毛诗大小序、今古文经传等问题，以《中国文学通论》《诗经十论》《关于毛诗序若干问题的理解》等为代表。《中国文学通论》虽是自编教材，但学术性颇强，其中的《论诗（上）——诗三百篇》部分，包括“源流”、“删诗辩”、“诗序”、“体制”、“文艺”五节，每节又分若干小题目，如《诗序》又分（1）大小序之分别问题、（2）大小序之作者问题、（3）大小序之价值问题。《体制》又分（1）六义、（2）四始、（3）南风、（4）和诗、（5）诗乐。《文艺》又分（1）辞句、（2）音韵、（3）情意。各小题目之下，又有若干细目。《论诗（上）——诗三百篇》大体上用文言写成，长达4万字，全面、系统而又不乏深入探讨，是华先生覃思精研的《诗》学成果，很值得重视。二是《诗》义解读类的研究，以《诗经会通》《〈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等为代表。《华钟彦文集》中刊布的《诗经会通》，是华先生晚年所撰的未完稿，包括《诗经》篇目31篇，涉及国风、大小雅及周颂部分，着重从文字声韵、义理辞章等角度，参酌诸家之说，讲解章句，阐释篇义。三是《诗经》赏析类，以《〈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赏析》等为代表。当然，这只是大体而言，三类中也有不少交叉重合之处。 笔者个人以为，华先生这些《诗经》研究著述中，学术价值突出、有重要的认识意义、有助于推动《诗》学发展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 《七月》是《诗经·豳风》中的名篇，诗中主要描写了农夫们的劳动生产与生活情况，也包含着感情的抒发。诗中的时间表述，除了某“月”之外，还出现了“一之日”、“二之日”等，引起了理解上的分歧。华先生列举了最具代表性的三种观点：（1）认为“一之日”为初吉，“二之日”为既生魄，“三之日”为既望，“四之日”为既死魄，也就是把“一之日”至“四之日”当作一月之内的不同时间段。（2）把“一之日”至“四之日”视为冬天的“四九”。（3）谓“一之日觱发”应读为“一之，日觱发”，解作“一来呢，……”；“二之日栗烈”读为“二之，日栗烈”，解作“二来呢，……”，其余类推[4]。这三种说法，貌似各有各的道理，当时甚至造成了同一所院校的授课教师持不同观点、难于统一的情况。这三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认识到《七月》诗中存在不同的历法。华先生撰写的《〈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是分三个方面来辨析这一问题的：一是“怎么见得有不同的历法？”二是“怎么见得《七月》诗中包括着两种历法？”三是“为什么《七月》诗中要用两种历法？”文章以极其耐心的口吻，借助于详实可靠的古代文献资料，运用《七月》诗中所载的自然现象和生产生活活动与十二个月的节气互相比对的办法，并结合诗中词句的内证详加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本诗因非一时一人之作，表示出两种历法。原因是古代帝王建国，必‘改正朔，易服色’。……商周二历都不如夏历比较实际，故民间虽在商周时代也有使用夏历者，所以周初豳地人民常有习唱使用夏历的传统民歌或用周历创造的民歌者，以致本诗出现两种历法。凡言蚕月、四月、五月……十月皆指夏历；凡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指周历。”[5]文末还附有《三正相互参差表》，以方便读者参阅。 《七月》诗中存在不同的历法，其实早在《毛传》中就提到过：“一之日，周正月也。”[6]大概因其言之过简，更无论证，使人不知其所以然，故不能尽信，而疑之者又生新说。华先生的《〈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论据确凿，说理绵密，解蔽发蒙，廓清众说，先是在《历史研究》杂志1957年第2期上发表，又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诗经研究论文集》中，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有关《七月》诗中历法问题的争议，至此而基本停息。 （二）对《诗经》音韵的研究 华先生长于声韵之学，有丰富的作诗填词的经验，他特别重视对《诗经》音韵的研究，不少地方都有所涉及。 华先生时常强调《诗经》的乐歌性质，认为“诗是乐章，重在歌咏。诗与乐古本合一，自乐言之为乐曲，自诗言之为乐章。秦火之后，乐亡而诗独存，诗虽不能弦歌，而讽咏则不可废”[7]。他以《七月》为例，说此诗“按照音乐的要求，分为8章，每章11句，大量保留三千年前劳动人民的口语和声音，给人以真实感。如‘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如‘昼尔于茅，宵尔索绹’，如‘采荼薪樗，食我农夫’等等，皆本诗艺术上的可贵之处”[8]。这里所举《七月》诗句，皆句句押韵，音乐感很强。不过，由于《诗经》产生的年代久远，地域颁布广，不少字音都存在差异及转变，后人诵读起来，许多地方已经不再押韵。唐以后，对于音韵不谐处，则以“叶音”名之。叶音亦作“协音”，又称“叶韵”。宋代吴棫作《韵补》，始破叶韵之说，倡言古诗自有古韵。明代，焦竑指擿叶音之误[9]，称《诗经》《楚辞》自有其本音（古音）[10]。陈第作《毛诗古音考》，更对系统地研究《诗经》古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华先生充分肯定陈第在《诗经》古韵研究上的贡献，同时也指出《毛诗古音考》中有些字音值得商榷，“如《行露》之‘牙’字，音‘翁’，《桑中》《大明》之‘上’字音‘平声’等，皆未摆脱叶音之误”[11]。华先生颇推重清人江有诰的音韵研究，江氏著有《诗经韵读》《入声表》等，华先生认为他“应是《诗经》分韵之集大成者”[12]。 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华先生对《诗经》古音又有新的探索，如《邶风·绿衣》的第四章：“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华先生分析说：“风与心为韵，似乎很奇怪的。我们过细地考察，一定可以知道风从凡声，凡心同在侵覃九韵里边，在顾炎武以前侵覃九韵固然是合为一类（见顾氏《唐韵正》），以后韵家，并考定凡字古音即在侵韵。这个例子就单在诗里边找也是极多。例如‘凯风自南，吹彼棘心’（《诗·邶风·凯风》），南心二字韵；‘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诗·邶风·谷风》），风心二字韵。……所以细心去找，真的随处皆是。”[13]华先生的这类研究很有价值，他还将相关成果吸纳于《诗经会通》中。《会通》各篇主要依据江有诰《诗经韵读》标出韵部，今音古音有显著差异者，则直接加注古音的同音字，以便读者涵咏吟诵。如《豳风·七月》二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支韵）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刚）。 女执懿筐，遵彼微行（杭），爰求柔桑。（汤韵）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支韵） 《诗经》用韵的艺术，华先生细分为八种[14]：（1）连韵。即句句用韵[15]。（2）变韵。谓一章之中，换用数韵者也[16]。（3）隔韵。谓数韵相隔，前后为韵，故又谓之遥韵[17]。（4）重韵。谓一字重叠押韵者也[18]。（5）腰韵。谓句中之字，与句尾之字，相互为韵者也[19]。（6）四声通韵。谓平上去入相通押韵者也[20]。（7）数句见韵。谓一章诗中，首数句无韵者也[21]。（8）章尾互韵。谓数章结尾之字句，完全相同[22]。这一归纳总结，可视为对顾炎武所讲《诗经》用韵之法的发展[23]。 华先生重视对《诗经》音韵的研究，但他本人并非迂执泥古之人，他曾表示研讨古音不是为了以古音代今音，“只为考定《诗》之艺术以明古音，非为复古也”[24]。他还说“《诗》以韵成，古今韵读时有差异，读者必须贯通古今之变，而后按今韵读。不通古韵，则失《诗经》之魂；不读今韵，将有‘天明’之诮”[25]。“‘天明’之诮”是个典故，据传：“（顾）亭林先生西游，主李天生家。一日，亭林卧未起，天生谓之曰：‘汀芒矣。’亭林愕然。天生曰：‘子好讲古音，尚不知天应读汀，明应读芒耶？’亭林为之大笑。盖嗜古之不可泥古也。”[26]在《诗经》今音古音的问题上，华先生的看法很辩证，很通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