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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战国策》对战国时期作家游历情形的呈现 尽管表1对于战国时期各国的文人、作品数量有着较为立体的展示，但并不能说它对当时各国的文学繁盛状况作出了最准确的描绘，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以上数据仅仅反映了归属于某国国籍(籍贯)的作家创作状况，而拥有某国国籍的作家的创作是否属于该国文学创作，值得商榷。以甘罗为例，甘罗为甘茂之孙。《史记·甘茂列传》载：“甘茂者，下蔡人也。”[4](P2310)甘茂属楚人，但主要在秦国为官，后卒于魏。甘罗12岁即事吕不韦为少庶子，可以说他的文学创作与楚国关系不大，将他的作品简单地视为楚国文学，是有一定问题的。 战国策士周游于列强，朝秦暮楚、楚才晋用的情形极为普遍。《战国策》为我们充分展示了战国策士四处游说的各种情形，从中可大致勾勒出许多策士游说的动态路线图。以纵横家的代表苏秦为例。苏秦是《战国策》中著录文章最多的作者，除去已基本考证为拟托的13篇(另有2篇署名为“苏子”)，还有26篇之多。当然，这26篇之中包含一些原署名为“苏代”的作品，但学者们利用《史记》所载史实及出土文献《战国纵横家书》等资料发现，其中的“苏代”当作“苏秦”。《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4](P2241)《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载《苏子》31篇，然而此书早已亡佚。现据《战国策》及当代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制定苏秦游说历程表如表2。  表2清晰地呈现，苏秦主要游说时间为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285年，主要游说区域在燕、齐二国，还曾到过魏、赵等国，主要游说目的是为燕行反间于齐，通过说齐攻宋以弊齐，从而为燕军攻齐创造条件。像苏秦这样各地游说的战国策士还有很多，例如张仪、苏代、苏厉、陈轸、公孙衍、甘茂、鲁仲连、虞卿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根据《战国策》，我们可以为这些战国最为重要的纵横文学作家绘制出大致的创作活动的动态地理图，对于描绘战国文学创作的具体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国众多文士寓居国外，有效地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战国策》成文来看，这些文章在风格上大多体现为纵横捭阖，语言浅显直接而以达意为主。这种类似的文风有力地说明，当时各国对于游说艺术及相关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了较为相似的理解，这种相似的理解必须以相通的文化接受为基础。《战国策》中不少寓居作家与寓居国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如莫敖子华就是典型例证。莫敖子华为魏国人，担任楚威王的莫敖(相当于司空)。据《战国策·楚一》，楚威王感叹忠臣少有，问莫敖子华楚国历代是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子华于是作《忧社稷者说》以答之。文章极力描绘了楚国前代忠烈之臣如令尹子文、叶公子高等人的高尚行为，指出他们或重爵禄，或淡名利，然而在忠于社稷上皆相一致；篇末暗寓君主有尚贤之心方可得忠烈之臣。该文篇幅宏大，词采激烈，堪称巨制；又其文法上与大赋神形兼似，可视为汉代大赋之先声。这种文风在楚国是有传统的，从宋玉大赋、朱英对春申君所作的《无妄之祸说》，再到汉枚乘《七发》，都是类似的文章风格。可见莫敖子华虽非楚人，其作品却带有明显的楚国风味。总之，利用《战国策》所载成文，可以大致梳理出众多战国策士的游历历程，由此探寻战国时期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具体情状，对于准确把握战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