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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格与诗格的关联与区别 本文开头，已谈到张伯伟先生的大著《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及其代前言《诗格论》，上面又论证了宋元时期存在“文格”类著作，现在可以进一步讨论“文格”与“诗格”的关联与区别了。 “诗格”类著作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诗法，或曰诗歌标准作法。张伯伟《诗格论》指出，作为专有名词的“诗格”是到唐代才有的，但在唐以前，就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诗格”的著作，如空海《文镜秘府论》西卷“论病”云：“(周)颙、(沈)约已降，(元)兢、(崔)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从唐人诗格著作看，似乎在有“诗格”这个专有名词之前，诗格类著作事实上就已存在，如沈约《四声论》、刘善经《四声指归》之类(18)。这从唐人诗格的主要内容就是谈声韵、病犯，可以得到证明。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说：唐代诗格著作的大量出现并非偶然，齐梁时代“四声”的发现和传播是其基础和直接推动力。“四声论”是音韵学的重大发现，解决了诗歌写作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随着写作技术的进步，必然引起诗歌理论的更新。先前的“言志”、“缘情”说已不能完全满足诗歌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故讲声韵、病犯的“诗格”便应运而生。 文章讲“格”要晚得多。如果从《汇考》所收写作时间最早的《笔札华乘》作者上官仪卒年算起的话(上官仪死于公元664年，即唐高宗龙朔四年)，到最早讲文章格法的《古文关键》作者吕祖谦之生年(1137年，即宋高宗绍兴七年)，相距473年。这个数字颇令人惊讶。回顾这岁近“半千”的时光，我们看到，文章的发展由齐梁骈文，到中唐四六，一直被笼罩在诗歌理论的荫蔽之下，它的骈句骊藻，音韵格律，自有“四声论”及律诗的声偶病犯在，诗歌的格法也就涵盖了骈文及四六的格法。因此，500年间的骈体、律体文章不是没有“法”，而是诗、文基本同用一个“法”，有了诗格，便毋需再讲骈文格，连四六文、律赋这类特殊用途的文体，虽出现了少量的格法书(19)，也非人之所急了。韩、柳、欧、苏古文运动后，古文虽占领了半壁江山，但系统的理论著作似乎还未产生，若非吕祖谦吸收、改造诗歌格法去评点古文的话，古文缺少用文字表述的诸如“关键”、“文字法”之类的局面，也许还会继续下去。与四声的发现推动诗格的发展不同，如果说前者是技术层面的话，那么后者的推动力则主要在政治层面——科举考试(20)，——《古文关键》是科举用书，前人早已指出，这里没必要再去讨论；亟须说明的是，文格与诗格到底是何种关系? 笔者在拙著《宋元文章学》里，对此问题已作了初步回答。在标题为《诗赋格法是宋元文章学的丰富资源》的小节中(21)，指出包括诗格中的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与文章学中的格法大多相同或相通，此其一。其次，又指出诗赋格法为文章学提供了现成的研究范畴和术语群，如认题、破题、立意、布置、造语、用字等等，在诗格、赋格中常见，而也出现在文章学的文格著作之中，足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再次，诗格著作对诗赋的立意、造语、字法、病犯，以及格、体等等进行条分缕析，精确入微。如果也像用诗赋格法分析诗赋那样揣摩和分析文章，将范文中的菁华、字眼、主意、要语、转换、段落等一一拈出，便是文章学专著中的“文格”了。当然，这不是说文章学家可以完全照搬诗赋格法的作法，因为文章(这里主要指散文)与律体诗、赋在体制上毕竟差别很大，比如诗格讲得很多的声韵，文格著作就基本不讲。笔者的结论是：诗赋格法是文章格法的学术资源和得以建立的基础，二者息息相关，血脉相连，文格其实就是诗歌研究方法向文章学研究领域的延伸。 当然，唐人的诗格研究走过了漫长的路，其格名的含意也已固化，而时代背景大不相同的南宋，——这时古文运动早已取得胜利，社会对文章写作的关注更倾向于科举时文，所以将唐人诗格引入文章研究后，虽说二者密切关联，但差异也显而易见，有的不啻有前世今生之别。 首先，南宋以后文格所标举的“文章”，是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古文统系。前已引过吕祖谦《古文关键》之“总论看文字法”，其曰：“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而在《总论》之后，吕氏又写道：“说斋先生唐仲友亦常以此说诲人。”可谓三致意焉。因此，他在《关键》中只选了八位古文作家，除用张耒代替王安石(由于政治原因，南宋后王氏已逐渐由神坛跌落)，其余与后来的“八大家”相同。其他文格著作之例文(比如《百段锦》)，也都遵循这个原则。这使文格研究与优秀古文传统相结合，并且直接推动着“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实现。这是文格的鲜明特色，也是它的积极面，相当于今天所谓“正能量”，——而诗格并不承担这样的任务。 其次，部分文格名目虽借用于诗格，但内涵却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如林图南《论行文法》有所谓“鹤膝体”、“蜂腰体”等，“鹤膝体”举陈惇修《孔子用于鲁论》为例，然后解释道：“所谓鹤膝者，犹接花木者必用鹤膝枝乃易成也。论(指《孔子用于鲁论》)本是孔子，乃用孟子插入来，故如接花木而用鹤膝枝也。”唐人言诗病已用“鹤膝”为格名，如《文镜秘府论·南卷》“文二十八种病”第4种即为“鹤膝”，释曰：“鹤膝诗者，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头细，中间粗，似鹤膝也，以其诗中央有病。”显然，这与林氏所谓“鹤膝”的概念全然不同，林氏乃指接花木的鹤膝枝，也就是瘦枝(宋史容注黄庭坚《急雪寄王立之问梅花》“莫遣寒侵鹤膝枝”句，注谓“借此以言梅花之瘦也”(21))，只不过在“瘦”这点上，二者意思有相通处。至于“蜂腰体”等，大致与此相类，可不论。于此既可窥文格名目的来历，也可见宋人对它的改造。 再次，文格虽大量继承了诗格的范畴和术语群，但由于文章体制比诗歌复杂得多，单凭诗格格名远远不够，所以宋元学者又新创了大量术语。比如《论学绳尺》中的59格(去重后)，其格名基本都是新创的。又如陈绎曾《古文谱》六的“格”，分“未入格”和“正格”2类，未入格6种，正格72种。正格又分9个档次：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最后是病格36种，而他对每格的意义都作了极简要的说明。这众多的格名也大都属新创，陈氏可谓是造“格”能手。 此外还需指出，唐代只有诗格，到北宋欧阳修才创造了“诗话”，为诗学著作增加了新门类。而时移世易，文章学一开始便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上面所说的文格类著作，并非宋元时期文章学论著的全部，著名的如陈骙《文则》、王应麟《词学指南》、李淦《文章精义》等，就不讲格法。换言之，文章学著作并不都是文格著作，讲格法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