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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唐五代诗学论著被称为“诗格”。南宋与元代的部分文章学著作，也以格法研究文章，可称之为“文格”。对此，学界似罕见论及。诗格、文格二者密切关联，“文格”是诗歌研究方法向文章研究领域的延伸。“文格”著作的确认，对文章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唐五代/诗格/南宋/元代/文格 作者简介：祝尚书，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在我国古代诗学著作中，有所谓“诗格”一类的书籍，它盛行于唐五代，宋以后继有续作。20年前，张伯伟先生出版了《全唐五代诗格汇考》一书①，辑录现存唐五代诗格著作凡29种(其中有宋初作者)，已散佚而附录存目的21种。在现存诗格中，直接题名“诗格”的凡13种(含旧题宋初诗人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张先生在代序言《诗格论》中，全面论述了全唐五代诗格，共五个问题：“诗格”一词的范围、涵义及缘起；从《文镜秘府论》看初、盛唐的诗格；皎然《诗式》及其对晚唐至宋初诗格的影响；晚唐至宋初的诗格及其特色；最后为“宋代以后的诗格概观”。论文可谓全面、严谨而深刻，学术价值很高。张先生又从文献中举例梳理了所谓“格”的内涵，结论为：“格”就是法、标准，“而作为书名的‘诗格’、‘诗式’或‘诗法’，其含义也不外是指诗的法式、标准。”②对此，笔者都很赞同。 在《诗格论》中，作者除论述唐五代的诗格著作外，还举到了书法的“书格”和绘画的“法”。就是说，“格”、“式”不仅存在于古人的诗歌研究中，也适用于其他艺术门类，惜乎没有谈到“文”③。我们自然无权要求张先生一定要谈文章，但也留下了一个思考：文章学是不是也有格法类著作?笔者在拙著《宋元文章学》中只论及文章格法，未触及这个命题。现经仔细考察思索后认为：在南宋以后，关于文章格法的论著不仅存在，而且颇具规模，虽较“诗格”晚了数百年，但它的“身份”若被确认，对文章学研究意义重大。故不揣翦陋，而作《文格论》，狗尾续貂，以就正于方家。 一、宋元文章评点本中的“文格” 因学界罕见有人谈“文格”，所以我们还需首先“证明”文格典籍的存在。本文仅限于宋、元时期。这时期的文章学名著，大都没有用“格”、“式”或“法”等字眼作书名，但若翻读原著并以“格法”的眼光审视，部分著作讲的全是文章格法。本节讨论宋元文章评点本(包括节评本)，拟以所评文章类型之不同，举两种评点本、一种节评本以说明之。第一种为《古文关键》，它是古文评点；第二种为《论学绳尺》，乃时文评点；节评本则为《文章百段锦》(全称为《太学新编黻藻文章百段锦》，以下简称《百段锦》)，其中既有古文，也有时文，而《百段锦》之“百段”皆文章节录，而非全璧。 (一)《古文关键》2卷④ 吕祖谦(1137-1181)编选评点。是书凡2卷(宋蔡子文注本为20卷，收文相同)，乃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洵、轼、辙)、曾巩、张耒八家之文，共62篇。吕氏在每文篇首或篇末评语中用“格”、“法”、“体”或“体式”的，有如下诸篇： 韩文： 《谏臣论》，篇首评：“意胜反题格。此篇是箴规攻击体，是反题难文字之祖。” 《答陈商书》，篇首评：“设譬格。” 《送文畅师序》，篇首评：“体格好，就他身上说极好处。” 柳文： 《封建论》，篇首评：“此是铺叙间架法。” 《捕蛇者说》，篇首评：“感慨讥讽体。” 《与韩愈论史官书》，篇首评：“亦是攻击辨诘体，颇似退之《谏臣论》。” 欧文： 《春秋说下》，篇首评：“此一篇是反题格，与韩文《谏臣论》相类。排斥之辞，大抵要斥人须多方说，教他无逃处，此前数段可见。” 东坡文： 《荀卿论》，篇末评：“此篇前面说荀卿不好了，后面略放一步，与他言荀卿亦是个贤者，大抵作文体式要如此。头使孔子起，后仍旧使孔子结，又见文字不苟，亦自相应。” 栾城文： 《三国论》，篇首评：“此篇要看开阖抑扬法。”篇末评：“右《三国论》，最要看反覆抑扬开阖法。” 以上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吕祖谦是用格法的名目，去评点古文大家的名篇。虽然数量看似不多，但“格法”不一定都要直接写出来，其余评语中没有提到某格、某法的，在吕氏的潜意识中仍然横亘着“格法”二字。如韩文第一篇《获麟解》，评曰：“字少意多，文字立节，所以甚佳。其抑扬开合，只主‘祥’字反覆作五段说。”抑扬开合，就是格法，又称“抑扬格”。又如第二篇《师说》，评曰：“此篇最是结得段段有力。中间三段，自有三意说起，然大概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又如《重答张籍书》，评曰：“此篇节奏严紧，铺叙回互分明。”上篇谈结法，此篇论节奏，都是在谈“法”。评柳文亦如此。如《晋文公问守原议》，评曰：“看回互转换，贯珠相似。辞简意多，大抵文字使事，须下有力言语。”又如《桐叶封弟辩》，评曰：“此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须留好意思在后，令人读一段好一段。”篇末又评曰：“结束委蛇曲折，有不尽意。不指定史佚，又设一难在此。”这可归于“结尾格”。可以不再举例了，我们似可判断：评点本《古文关键》，其实就是一部借评点古文名篇讲文章格法的著作。这在该书编首《古文关键总论》中就说得很清楚。《总论》第一条为“看文字法”，曰：“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法”、“体式”，就是文章“格法”。 吕祖谦门人楼昉尝选编《崇古文诀》35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大略如吕氏《关键》，而所取自《史》、《汉》而下至于本朝，篇目增多，发明尤精当，学者便之。”⑤则是书亦是以“格”评文，而且胜于《关键》，唯限于篇幅，不再举例。 (二)《论学绳尺》10卷 宋元之际，由魏天应编选、林子长笺解的《论学绳尺》，论述科举考试中论体文的作文要法。成化本游明序⑥，称该书“每卷则分其格式，而为之类意；每题则叙其出处，而为之立说。且事为之笺，句为之解，而又标注于上，批点于旁”。是选入南宋后期举子科场优秀论体文，《四库提要》谓其“每两首立为一格，共七十八格”。今考《四库全书》本⑦，并非全都如此：每格一般有范文2篇，但也有一篇一格的，此类数量较少。全书共范文156篇，共89格，删去重复后凡59格⑧。如果说《古文关键》评语中不常标出格名的话，那么本书则全以格立目了。由于立“格”太多，本文只能举卷1所立格目，从中举3格，各举例文一篇，以见其格法之一斑。卷1凡7格，格目为：立说贯题格；贯二为一格；推原本文格；立说尊题格；指切要字格；指题要字格；就题摘字格。每格例文前例标“出处”、“立说”、“批云”3项(全书皆如此)。所谓“出处”，是史论题官方给出的文献出处，这是科举考试的成例；而“批云”则是考官写的评语。中间的所谓“立说”，应该是本书编者概括出来的该文立说方法，立说就是立意，也正是要读者学习的格法，所以都明确地标之为“格”。 (1)立说贯题格。举王冑《汤武仁义礼乐如何》，其“立说”道：“谓仁义之中自有礼乐。成、汤、武王躬行仁义之久，使一世民物安行乎仁义之中，而与圣人相忘于道化之内，故极顺所积，而礼生焉；极和所格，而乐成焉。是则人心之礼乐，皆自仁义中来，岂于仁义之外而他有所谓礼乐哉。”这段话，说明了该文为何叫“立说贯题格”：因为内容与题目完全一致，题目贯穿全篇，所以叫“贯题”。 (2)贯二为一格。举林执善《圣人备道全美》，其“立说”道：“天下之美，岂有外于道，而道岂外于人哉!然天下之人均有是道，而不能备是道。道有一之未尽，则其美必有一之不全，圣人岂有异于天下之人哉。其道本人之所常行，而其美皆人之所当得，惟圣人能尽人道之极，无有一毫之不备，所以充之于身，则为一身之美；达之于天下国家，则为天下国家之美，凡众善之美无不全也。”道、人为二，道、人相统一，所以叫“贯二为一”。 (3)推原本文格。举缪烈《孝武号令文章如何》，其“立说”道：“就出处上文‘表章六经’上立意。谓武帝之号令、文章焕然可述，皆自表章六经中来，盖六经者治道之本，有圣经以为之本，则发而为号令、文章，皆自然而然，有可称述。苟不本诸经，而徒用力于号令、文章之末，又何足取哉。”“本文”指所给出处之文。按“出处”曰：“《前汉武帝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缪烈所作该文能在“出处上文‘表章六经’上立意”，故名其格曰“推原文本”。 由于本书多达89格(包括重复)，所以我们没必要过多举例，就可以毫无疑问地认定它是一部讲科举时文的格法书。不过，由于编者立“格”太多，故有些格名并非立意，如“以天立说”、“推明性理”、“发明性理”、“推原心学”之类，只是立说的范围或方向；有的则意蕴相同或差别极小，如“推原题意”与“原题立意”，“评品优劣”与“品藻优劣”之类，似乎难以各自成“格”，但总的说来，仍以立格为主。 (三)《文章百段锦》2卷⑨ 是书乃南宋末方颐孙撰，作者自序称其撰写目的是为童子学文“示以蹊径”。《四库总目·诗文评类存目》著录，《提要》谓“盖当时科举之学”。是书虽算不上严谨的“大著作”，但因它的作者在理宗时曾为太学笃信斋斋长，淳祐间又为莆田(今属福建)州学教授，故对科举考试特别是时文写作极为稔熟，所以这部在后代并不受重视的科举用书，在当时却很接“地气”，极受欢迎。全书分上下2卷，卷上有遣文格、造句格、议论格；卷下有状情格、用事格、比方格、援引格、辩折格、说理格、妆点格、推演格、忖度格、布置格、过度格、譬喻格、下字格、结尾格。2卷共17格，是一部典型的“文格”著作。 方颐孙在自序中特别强调为文“蹊径”。所谓“蹊径”，与吕祖谦之“关键”、楼昉之“文诀”、魏天应之“绳尺”一样，皆指为文之“法”，故所谓17“格”，也就是17“法”。事实上，17格中的每一格，又分若干小类，摘录范文一二篇(最多三篇)加以说明，故每一小类又相当于一个小窍门，或曰“子法”。今统计，全书共99小类。就是说，该书所提供的作文法则，多达99条，不可谓不富。 比如，卷上开首的“遣文格”，共分11小类，首为“四节交辩”，摘苏轼《灾异议》，将其中的“交辩”分为4节，至第4节“归本意说”，评曰：“前辈作文字，多先设为问答，反覆诘难，其说既穷，然后断以己见。若直头便把自家说提起，恐人未遽以为然。唐子西《祸福论》文势类此，今录于后。”引起下一小节“五节问难”，即摘录唐庚文，末后评曰：“此篇步骤宛然，与前篇一律，岂两有相祖耶?然子西(按：唐庚字子西)凡四转诘难，乃归本说；东坡三次交辨，即入本说，此又善于变化处。”接着是第3小类“一篇三换拍”，举吕祖谦《嬖宠》，指出三次“换拍”之处，又转入第4小类“殊途同归”，举苏轼《形势》，评曰：“以人与地为形势，然归德之存亡，此谓殊途同归。”然后转入第5小类“比较优劣”，举吕祖谦《进谏》为例……如此等等，直至第11小类。 又如卷上“议论格”，多达20小类，第1小类为“舍变求常”，举吕祖谦《据理论》。第2小类为“破同立异”，举唐庚《议赏论》，评曰：“人以秦败于滥刑，不知正坐滥赏，此破同立异。”第3小类为“转谤为誉”，举张耒《远虑论》，评曰：“世论(汉)武帝黩武，此独洗涤拂拭，做一场好功业，看寒燠转于芑端，毁誉系于齿颊，文字手法固妙，而于论国计不当是也。”第4小类为“论功为过”……等等。 再如卷下最后一格“结尾格”，共8小类。第1小类为“因事立论”，举苏轼《辞受予夺》。第2小类为“曲终奏雅”，举张耒《审战论》，评曰：“善文者留一好证在后，如善弈者留一着在后，可谓曲终而奏雅，岂不有遗音哉!张君文字间多用此诀。如说高宗杀长孙无忌，事至结尾方云太宗以兰陵公主园赏言者，其直百万，非好名也，事当然也。事的而句简，正与《审战论》相类，正似作戏者一笑方散场。”等等。由上亦可认定，《百段锦》是一部典型的格法书。 由上述三书可知，宋元时期的古文、时文及节文评点本，或讨论文章格法，或直接以“格”立目，显然不能说是“巧合”，而是代表了文章研究方法的一种时代趋向或共识。 二、宋元文章学专著中的“文格” 陈绎曾是元代著名的文章学家。陈氏字伯敷，自号汶阳老客，约生于宋元之际，处州(今浙江丽水)人，侨居吴兴(今浙江湖州)。从学于戴表元(1244-1310)，历官国子助教，以翰林监修预修《辽史》。他的文章学著作，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4种，除《科举天阶》失传外，其余3种(《文说》、《文筌》、《文章矜式》)流传至今，——而这3种，都是标准的“文格”著作。本文略论前2种，因《文章矜式》从书题便知是讲“式”的，为格法书无疑，而其精髄已见前二书，可不论。 《文说》1卷，已收入《四库全书》，《提要》谓“乃因延祐复行科举，为程试之式而作”。有小序曰：“陈文靖公(俨)问为文之法，绎曾以所闻于先人者对，曰：一、养气；二、抱题；三、明体；四、分间；五、立意；六、用事；七、造语；八、(下)字。”⑩全书即依此八事论述，每事名目后都有“法”字，即“养气法”、“抱题法”等等。显然，虽书名为“说”，而其内容正是“法”。如第三《明体法》： 颂宜典雅和粹；乐宜古雅谐韶；赞宜温润典实；箴宜谨严切直；铭宜深长切实；碑宜雄浑典雅；碣宜质实典雅；表宜张大典实；传宜质实，而随所传之人变化；行状宜质实详备；纪宜简实方正，而随所纪之人变化；序宜疏通圆美，而随所序之事变化；论宜圆折深远；说宜平易明白；辨宜方折明白；议宜方直明切；书宜简要明切；奏宜情辞恳切，意思忠厚；诏宜典重温雅，谦冲恻怛之意蔼然；制诰宜峻厉典重。(11) 以上凡20“体”(制、诰略有区别，此依原书合为一体)。在我国古代文章学研究中，文体研究是起步最早的课题之一，有着深厚的底蕴，早在曹丕《典论·论文》中，就有“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之说。郭绍虞释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引许印芳《诗法萃编》本识语曰：“诗体赜繁，大概已具于此；其余体格，博览群书自知之。”则所谓“体”，指“体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格”，而不是“体裁”。故陈绎曾所谓“典雅和粹”、“古雅谐韶”、“温润典实”等等，皆指“体格”即文章风格，并以之为“法”。 又如第四《分间法》： 头起欲紧而重，大文五分腹二分头额，小文三分腹一分头额。腹中欲满而曲折多，腰欲健而快。 尾结欲轻而意足，如骏马注坡，三分头二分尾。 凡文如长篇古律、诗骚古辞、古赋碑碣之类，长者腹中间架或至二三十段，然其腰亦不过作三节而已。其间小段间架极要分明，而不欲使人见其间架之迹。盖意分而语串，意串而语分也。(12) 所谓“间”，即间架，指文章结构。“分间法”将文章分为头、腹、尾三部分，大文(长篇)的头、腹的比例为2∶5；小文(短篇)为1∶3。头与尾的比例则为3∶2。这当然是相对的，但若有个相对的比例，写作者可以主动控制文章的篇幅，使内容更凝练，形式更协调，无疑会增加文章的精度和形式上的美感。 再如第五《立意法》： 景 凡天文、地理物象，皆景也，景以气为主。 意 凡议论、思致曲折，皆意也，意以理为主。 事 凡实事、故事，皆事也，事生于景则真。 情 凡喜、怒、哀、乐、爱、恶、欲之真趣，皆情也，意出于情则切。 凡文体虽众，其意之所从来，必由于此四者而出。故立意之法，必依此四者而求之，各随所宜，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凡文无景则枯，无意则粗，无事则虚，无情则诬。立意之法，必兼四者。戴帅初先生(表元)曰：“凡作文发意，第一番来者，陈言也，扫去不用；第二番来者，正语也，停之不可用；第三番来者，精意也，方可用之。韩子所谓“陈言之务去，戞戞乎其难哉”，其法如此。戴先生又云：“作文须三致意焉：一篇之中三致意，一段之中三致意，一句之中三致意。”先尚书云：“文章犹若理词状也，一本事，二原情，三据理，四按例，五断决。本事者，认题也；原情者，眀来意也；据理者，守正也；按例者，用事也；断决者，结题也。五者备矣，辞贵简切而眀白。”(13) 陈绎曾视景、意、事、情为所有文体所共有的四个基本元素，立意时以其中之一为主，而统合其余三者于其中，缺一不可。 由此可见，《文说》虽规模不大，所讲又是科举时文，但所论仍不失精辟，所立之“法”也就是“格”，是足资参考的作文法式。 陈绎曾所著《文筌》(明初刻本更名为《文章欧冶》)8卷附《诗小谱》2卷(按：原书并未标“卷”，乃著录如此，实际上称“节”亦可)，有至顺三年(1332)七月自序，称“悉书童习之要”，又谓“人之好于文者求之此，则鱼不可胜食”云云，颇为自负。《四库提要》曰：“此编凡分《古文小谱》、《四六附说》、《楚赋小谱》、《汉赋小谱》、《唐赋附说》五类……此编本与《诗谱》合刻，元时麻沙坊本乃移冠《策学统宗》之首。”由此看来，陈氏所谓“文”包括了古文和辞赋。由于元代科举考古赋，故立《楚赋谱》、《汉赋谱》二目，而以“唐赋”(唐代古赋)入“附说”，不谈律赋。 与《文说》相似，《文筌》也是一部专讲格法的著作。其体甚大，然多未展开，很像写作提纲，但言简意赅，仍不失为专书。我们先看他的《古文谱》7卷(14)，其目录为：养气法、识题法、式、制、体、格、律。这里先看卷2“识题法”。“识题法”共讨论了3个问题：(一)虚实；(二)抱题；(三)断题。所谓“虚实”，即虚题、实题，其曰：“古文一主于实，实题实做，虚题亦实做。叙事则实叙，议论则实议是也。时文亦主于虚，虚题虚做，实题亦虚做，只此是古文、时文分别也。”(15)在拙著《宋元文章学》中，笔者以为，所谓“虚题”即虚构、抽象、含蓄或主观性较强的题目”(16)，“实题”则反之。实做是古文，虚做是时文，——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了解和区别古文、时文的法门。至于“抱题”，就是写作时紧扣题目，这是教授科举时文的书中特别强调的一点，即便当今中学语言老师讲作文也不例外。第3项“断题”，包括“推鞠”、“磨勘”、“拟断”、“处置”、“详审”5个步骤。陈绎曾指出，这是“以题目做考功问罪之人，一一磨勘分明，方可运意下笔”。这其实就是前述《文说》中《立意法》所记“先尚书”(当为陈绎曾之父)所谓“文章犹若理词状”的意思。对于经常作论体文的人来说，作文如判案，大约都有相同的体会。 再举《古文谱》卷3“式”(17)。所谓“式”，观其内容，即指行文格式，包括所谓“三纲十八目”。3纲为：(一)叙事；(二)议论；(三)辞令。18目，叙事凡2目：叙事、记事；议论凡11目：议、论、辩、说、解、传、疏、笺、讲、戒、喻；辞令凡5目：礼辞、使辞、正辞、婉辞、权辞。任何文章，其行文不过叙事和议论两类。议论中的11目，指议论的类别，如“议”为“切事情之实，议其可行者”；“论”为“依事理之正，而论其是非者”；“辩”为“重复辩析，以决是非之极致”；“说”为“评说其事可否，是非自见言外”。如此等等，可谓精细入微。至于“辞令”，显然指语言运用，如礼辞，指“尊卑上下礼法之辞，贵高下中节”；“使辞”，乃“使命往来传命致事之辞，贵简要而动中事情”；“正辞”为“法语禁人之辞，贵严峻切至，凛然可畏”；而“婉辞”则是“巽语讽人之辞，贵辞宽意切，使人自然动心，而不可激怒”。总之，下词用语必须讲究，方能准确地表情达意，——这些都是写作者应当遵循的法则。 以上两节，我们从宋元时期几种有代表性的古文、时文评点本和文章学专著中，举例证明了文章格法类著作的客观存在。这就是说，在唐五代用格法研究诗歌之后，宋代学者又用格法研究文章学，他们虽没有使用“文格”这个概念，但实际上就是文格，这应该得到确认。事实上，“文格”不是什么怪物，讲文格也并非新发现，它不过就是用“格”、“式”等术语标示各种文章写作法则、方法而已。对文章学著作中大量“文格”的出现，我们只能面对并进行研究，而不能视而不见。 三、文格与诗格的关联与区别 本文开头，已谈到张伯伟先生的大著《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及其代前言《诗格论》，上面又论证了宋元时期存在“文格”类著作，现在可以进一步讨论“文格”与“诗格”的关联与区别了。 “诗格”类著作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诗法，或曰诗歌标准作法。张伯伟《诗格论》指出，作为专有名词的“诗格”是到唐代才有的，但在唐以前，就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诗格”的著作，如空海《文镜秘府论》西卷“论病”云：“(周)颙、(沈)约已降，(元)兢、(崔)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从唐人诗格著作看，似乎在有“诗格”这个专有名词之前，诗格类著作事实上就已存在，如沈约《四声论》、刘善经《四声指归》之类(18)。这从唐人诗格的主要内容就是谈声韵、病犯，可以得到证明。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说：唐代诗格著作的大量出现并非偶然，齐梁时代“四声”的发现和传播是其基础和直接推动力。“四声论”是音韵学的重大发现，解决了诗歌写作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随着写作技术的进步，必然引起诗歌理论的更新。先前的“言志”、“缘情”说已不能完全满足诗歌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故讲声韵、病犯的“诗格”便应运而生。 文章讲“格”要晚得多。如果从《汇考》所收写作时间最早的《笔札华乘》作者上官仪卒年算起的话(上官仪死于公元664年，即唐高宗龙朔四年)，到最早讲文章格法的《古文关键》作者吕祖谦之生年(1137年，即宋高宗绍兴七年)，相距473年。这个数字颇令人惊讶。回顾这岁近“半千”的时光，我们看到，文章的发展由齐梁骈文，到中唐四六，一直被笼罩在诗歌理论的荫蔽之下，它的骈句骊藻，音韵格律，自有“四声论”及律诗的声偶病犯在，诗歌的格法也就涵盖了骈文及四六的格法。因此，500年间的骈体、律体文章不是没有“法”，而是诗、文基本同用一个“法”，有了诗格，便毋需再讲骈文格，连四六文、律赋这类特殊用途的文体，虽出现了少量的格法书(19)，也非人之所急了。韩、柳、欧、苏古文运动后，古文虽占领了半壁江山，但系统的理论著作似乎还未产生，若非吕祖谦吸收、改造诗歌格法去评点古文的话，古文缺少用文字表述的诸如“关键”、“文字法”之类的局面，也许还会继续下去。与四声的发现推动诗格的发展不同，如果说前者是技术层面的话，那么后者的推动力则主要在政治层面——科举考试(20)，——《古文关键》是科举用书，前人早已指出，这里没必要再去讨论；亟须说明的是，文格与诗格到底是何种关系? 笔者在拙著《宋元文章学》里，对此问题已作了初步回答。在标题为《诗赋格法是宋元文章学的丰富资源》的小节中(21)，指出包括诗格中的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等，与文章学中的格法大多相同或相通，此其一。其次，又指出诗赋格法为文章学提供了现成的研究范畴和术语群，如认题、破题、立意、布置、造语、用字等等，在诗格、赋格中常见，而也出现在文章学的文格著作之中，足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再次，诗格著作对诗赋的立意、造语、字法、病犯，以及格、体等等进行条分缕析，精确入微。如果也像用诗赋格法分析诗赋那样揣摩和分析文章，将范文中的菁华、字眼、主意、要语、转换、段落等一一拈出，便是文章学专著中的“文格”了。当然，这不是说文章学家可以完全照搬诗赋格法的作法，因为文章(这里主要指散文)与律体诗、赋在体制上毕竟差别很大，比如诗格讲得很多的声韵，文格著作就基本不讲。笔者的结论是：诗赋格法是文章格法的学术资源和得以建立的基础，二者息息相关，血脉相连，文格其实就是诗歌研究方法向文章学研究领域的延伸。 当然，唐人的诗格研究走过了漫长的路，其格名的含意也已固化，而时代背景大不相同的南宋，——这时古文运动早已取得胜利，社会对文章写作的关注更倾向于科举时文，所以将唐人诗格引入文章研究后，虽说二者密切关联，但差异也显而易见，有的不啻有前世今生之别。 首先，南宋以后文格所标举的“文章”，是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古文统系。前已引过吕祖谦《古文关键》之“总论看文字法”，其曰：“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而在《总论》之后，吕氏又写道：“说斋先生唐仲友亦常以此说诲人。”可谓三致意焉。因此，他在《关键》中只选了八位古文作家，除用张耒代替王安石(由于政治原因，南宋后王氏已逐渐由神坛跌落)，其余与后来的“八大家”相同。其他文格著作之例文(比如《百段锦》)，也都遵循这个原则。这使文格研究与优秀古文传统相结合，并且直接推动着“时文以古文为法”的实现。这是文格的鲜明特色，也是它的积极面，相当于今天所谓“正能量”，——而诗格并不承担这样的任务。 其次，部分文格名目虽借用于诗格，但内涵却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如林图南《论行文法》有所谓“鹤膝体”、“蜂腰体”等，“鹤膝体”举陈惇修《孔子用于鲁论》为例，然后解释道：“所谓鹤膝者，犹接花木者必用鹤膝枝乃易成也。论(指《孔子用于鲁论》)本是孔子，乃用孟子插入来，故如接花木而用鹤膝枝也。”唐人言诗病已用“鹤膝”为格名，如《文镜秘府论·南卷》“文二十八种病”第4种即为“鹤膝”，释曰：“鹤膝诗者，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头细，中间粗，似鹤膝也，以其诗中央有病。”显然，这与林氏所谓“鹤膝”的概念全然不同，林氏乃指接花木的鹤膝枝，也就是瘦枝(宋史容注黄庭坚《急雪寄王立之问梅花》“莫遣寒侵鹤膝枝”句，注谓“借此以言梅花之瘦也”(21))，只不过在“瘦”这点上，二者意思有相通处。至于“蜂腰体”等，大致与此相类，可不论。于此既可窥文格名目的来历，也可见宋人对它的改造。 再次，文格虽大量继承了诗格的范畴和术语群，但由于文章体制比诗歌复杂得多，单凭诗格格名远远不够，所以宋元学者又新创了大量术语。比如《论学绳尺》中的59格(去重后)，其格名基本都是新创的。又如陈绎曾《古文谱》六的“格”，分“未入格”和“正格”2类，未入格6种，正格72种。正格又分9个档次：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最后是病格36种，而他对每格的意义都作了极简要的说明。这众多的格名也大都属新创，陈氏可谓是造“格”能手。 此外还需指出，唐代只有诗格，到北宋欧阳修才创造了“诗话”，为诗学著作增加了新门类。而时移世易，文章学一开始便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上面所说的文格类著作，并非宋元时期文章学论著的全部，著名的如陈骙《文则》、王应麟《词学指南》、李淦《文章精义》等，就不讲格法。换言之，文章学著作并不都是文格著作，讲格法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四、“文格”在文章学研究中的意义 在宋元文章学的创立过程中，陈傅良、吕祖谦是两位功臣。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所著《止斋论祖》卷首的《论诀》，首次全面总结了科举论体文写作中的八项程式：认题、立意、造语、破题、原题、讲题、使证、结尾。这使我们对科举时文的程式结构有了明确的认识。“论诀”即作“论”要法，而所谓“诀”，其实就是格法，只是他还没用“格”这个术语罢了。吕祖谦既是我国古文评点的开山祖，而他在评点中又首次运用“格”以表达所讲方法的重要性，于是成了首位将诗格与文格对接的文章学研究家，并用格法为诗歌与文章、古文与时文研究搭起了可以互通的桥梁。 文格的建立，对文章学研究起了极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其一，宋元文章学家提炼“文格”的对象，主要是韩、柳、欧、苏古文统系的优秀作品和先秦儒家经典、诸子文章。前者充分体现在《古文关键》、《百段锦》等范文选择中；而特别爱讲“格”、“式”的陈绎曾，则极重视先秦，在《文筌》之《古文谱》一《养气法》中，他特地设置了“立本”一小节(第三节)，列举了作家必须读的书目，然后写道：“诸书皆须以先秦为根本，其百家又各有源流，致精于其源而无泥于其流可也。”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当时文章学家奉以为典范的作家、作品，都是名垂我国古代文学史册的巨匠及其作品中的精华，因此，对宋元时期的文格著作，也许不无可议之处，但对它的选择标准却毋庸置疑，这也决定了“文格”自身的价值。 其二，由于文格吸收了诗格的丰厚资源，甚至可说是建立在诗格的基础之上，因此将总结诗歌创作成熟经验的“诗格”转换为古文、时文格法，大大缩短了探讨文法的进程。在我国文学史上，文章的发展程度和写作水平并不亚于诗，但在对散体文写作经验的理论探讨和总结方面，前者却滞后于诗，这是不争的事实。文格的提出，无疑缩小了这个差距。这里必须指出，不能因文章格法著作多为科举用书而低估了它的价值，用于科举是时代使然，而文章格法自身的科学性是客观的，不以人们的好恶而转移。 其三，文章学的定义，或可用如下最简明的语言表述：它是研究文章写作的学问。归根到底，文章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教人如何写文章，如何写好文章。张伯伟在《诗格论》之末指出，“诗格”、“诗法”毕竟只是为初学者而设。其实文格也是如此，方颐孙在《百段锦》自序中，就说“童子之学文，必先示以蹊径”，而他这部专讲格法的书，就是“造韩、柳、欧、苏之堂奥”的蹊径。与此相应，如果推进一步，研究文格自然也是研究文章学的蹊径之一。因为文章学体制宏大，如果没有切入点、突破口，所谓文章学研究就是空话，而从研究文章格法入手，理所当然地是今人研究古人的捷径。文格之所以能够承担如此重任，在于格法不是凭空臆造，而是从众多优秀作品中提炼、归纳、总结出来的，不负所谓“关键”、“绳尺”之誉。要之，文格既是学文者的指南，也是研究者的工具和路径；它既推动着文章学的研究，也推动着文章写作水平的提高，意义非同小可。 但是，用格法论诗衡文，难免存在流弊，有的甚至相当严重。 无论是诗格还是文格，初创时都较严谨、简要，切于实用，但到宋、元之际，又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格名泛滥，格法繁琐。由于诗格、文格内容新颖，很受时人欢迎，随着社会需求的膨胀，特别是在与功名利禄交集之后，学者们挖空心思标新立异，以名目多、格法全为追逐目标，其科学性、严肃性也就大打折扣。诗格虽在宋代备受冷落，但到宋末元初似乎又回光返照，部分学者对它十分热衷，而最典型的代表是于济、蔡正孙所编《精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20卷。蔡正孙在该书《序》中说：“凡诗家一字一意可以入格者，靡不具载，择其尤者，凡三百类，千有余篇。”(23)蔡氏所说的“具”，就是格(24)。这真令唐五代的诗格作者瞠乎其后。《联珠诗格》立格的泛滥和繁琐，只要抄录首、尾两卷目录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其首卷目录为：四句全对格、起联平侧对格、起联协韵对格、起联叠字对格、起联即景对格、起联数目字对格、起联人事对格、起联以人喻物对格、起联物喻人对格、起联物喻物对格。末卷目录为：用至今字格、反用古人语格、用古人全句、反骚格、用时人姓名格、自述名号格、言用不言名格、用地名格、用纪岁月格、宫帖寓讽切意、押无字韵格、就有字押无韵格、用前身字格、用后身字格。这真是走火入魔，无所不“格”了。同样走火入魔的，还有前已论及的陈绎曾《文筌》。在《文筌·古文谱》第6“格”中，他分古文正格72种，又分9个档次，已见本文前述。而在《古文谱》四“制”中，所谓“制法”竟多达90字，每字就是一格。完全可以说，这些动辄几十成百的“格”，对诗文写作已失去指导意义，只供格法专家炫富斗奇罢了。笔者认为，诗文的所谓“格”，应当是重要的写作方法或基本原则，且经过历史的淘汰和众多作家写作实践的验证；如果一个字的对法、一个意的表达也称“格”(如上引《联珠诗格》)，那就未免滥竽充数了。即便古人作诗，尚且不会去记那300多种“格”，何况是“童子”?文格亦如此。 此外，一切从优秀作品中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好方法，一旦成为“格”即法，就容易变成定法、死法，无论诗格、文格皆如此。所以元代学者郝经在《答友人论文法书》中坚决反对“以法为文”，而主张“以理为文”(25)。他所谓“以理为文”，就是学文者自己从优秀作品去体悟为文之“理”。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个伪命题，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迟早是要总结出为诗、为文之“法”来的。对定法、死法的最好疗方，就是吕本中所倡导的“活法”，即“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26)。对此，笔者在拙著《宋元文章学》末章曾有详论，此不赘。同时必须说明：活法并没有否定“法”，所有流弊都是人为的，与“格法”自身无关。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二、宋元文章学专著中的“文格” 陈绎曾是元代著名的文章学家。陈氏字伯敷，自号汶阳老客，约生于宋元之际，处州(今浙江丽水)人，侨居吴兴(今浙江湖州)。从学于戴表元(1244-1310)，历官国子助教，以翰林监修预修《辽史》。他的文章学著作，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4种，除《科举天阶》失传外，其余3种(《文说》、《文筌》、《文章矜式》)流传至今，——而这3种，都是标准的“文格”著作。本文略论前2种，因《文章矜式》从书题便知是讲“式”的，为格法书无疑，而其精髄已见前二书，可不论。 《文说》1卷，已收入《四库全书》，《提要》谓“乃因延祐复行科举，为程试之式而作”。有小序曰：“陈文靖公(俨)问为文之法，绎曾以所闻于先人者对，曰：一、养气；二、抱题；三、明体；四、分间；五、立意；六、用事；七、造语；八、(下)字。”⑩全书即依此八事论述，每事名目后都有“法”字，即“养气法”、“抱题法”等等。显然，虽书名为“说”，而其内容正是“法”。如第三《明体法》： 颂宜典雅和粹；乐宜古雅谐韶；赞宜温润典实；箴宜谨严切直；铭宜深长切实；碑宜雄浑典雅；碣宜质实典雅；表宜张大典实；传宜质实，而随所传之人变化；行状宜质实详备；纪宜简实方正，而随所纪之人变化；序宜疏通圆美，而随所序之事变化；论宜圆折深远；说宜平易明白；辨宜方折明白；议宜方直明切；书宜简要明切；奏宜情辞恳切，意思忠厚；诏宜典重温雅，谦冲恻怛之意蔼然；制诰宜峻厉典重。(11) 以上凡20“体”(制、诰略有区别，此依原书合为一体)。在我国古代文章学研究中，文体研究是起步最早的课题之一，有着深厚的底蕴，早在曹丕《典论·论文》中，就有“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之说。郭绍虞释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引许印芳《诗法萃编》本识语曰：“诗体赜繁，大概已具于此；其余体格，博览群书自知之。”则所谓“体”，指“体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格”，而不是“体裁”。故陈绎曾所谓“典雅和粹”、“古雅谐韶”、“温润典实”等等，皆指“体格”即文章风格，并以之为“法”。 又如第四《分间法》： 头起欲紧而重，大文五分腹二分头额，小文三分腹一分头额。腹中欲满而曲折多，腰欲健而快。 尾结欲轻而意足，如骏马注坡，三分头二分尾。 凡文如长篇古律、诗骚古辞、古赋碑碣之类，长者腹中间架或至二三十段，然其腰亦不过作三节而已。其间小段间架极要分明，而不欲使人见其间架之迹。盖意分而语串，意串而语分也。(12) 所谓“间”，即间架，指文章结构。“分间法”将文章分为头、腹、尾三部分，大文(长篇)的头、腹的比例为2∶5；小文(短篇)为1∶3。头与尾的比例则为3∶2。这当然是相对的，但若有个相对的比例，写作者可以主动控制文章的篇幅，使内容更凝练，形式更协调，无疑会增加文章的精度和形式上的美感。 再如第五《立意法》： 景 凡天文、地理物象，皆景也，景以气为主。 意 凡议论、思致曲折，皆意也，意以理为主。 事 凡实事、故事，皆事也，事生于景则真。 情 凡喜、怒、哀、乐、爱、恶、欲之真趣，皆情也，意出于情则切。 凡文体虽众，其意之所从来，必由于此四者而出。故立意之法，必依此四者而求之，各随所宜，以一为主，而统三者于中。凡文无景则枯，无意则粗，无事则虚，无情则诬。立意之法，必兼四者。戴帅初先生(表元)曰：“凡作文发意，第一番来者，陈言也，扫去不用；第二番来者，正语也，停之不可用；第三番来者，精意也，方可用之。韩子所谓“陈言之务去，戞戞乎其难哉”，其法如此。戴先生又云：“作文须三致意焉：一篇之中三致意，一段之中三致意，一句之中三致意。”先尚书云：“文章犹若理词状也，一本事，二原情，三据理，四按例，五断决。本事者，认题也；原情者，眀来意也；据理者，守正也；按例者，用事也；断决者，结题也。五者备矣，辞贵简切而眀白。”(13) 陈绎曾视景、意、事、情为所有文体所共有的四个基本元素，立意时以其中之一为主，而统合其余三者于其中，缺一不可。 由此可见，《文说》虽规模不大，所讲又是科举时文，但所论仍不失精辟，所立之“法”也就是“格”，是足资参考的作文法式。 陈绎曾所著《文筌》(明初刻本更名为《文章欧冶》)8卷附《诗小谱》2卷(按：原书并未标“卷”，乃著录如此，实际上称“节”亦可)，有至顺三年(1332)七月自序，称“悉书童习之要”，又谓“人之好于文者求之此，则鱼不可胜食”云云，颇为自负。《四库提要》曰：“此编凡分《古文小谱》、《四六附说》、《楚赋小谱》、《汉赋小谱》、《唐赋附说》五类……此编本与《诗谱》合刻，元时麻沙坊本乃移冠《策学统宗》之首。”由此看来，陈氏所谓“文”包括了古文和辞赋。由于元代科举考古赋，故立《楚赋谱》、《汉赋谱》二目，而以“唐赋”(唐代古赋)入“附说”，不谈律赋。 与《文说》相似，《文筌》也是一部专讲格法的著作。其体甚大，然多未展开，很像写作提纲，但言简意赅，仍不失为专书。我们先看他的《古文谱》7卷(14)，其目录为：养气法、识题法、式、制、体、格、律。这里先看卷2“识题法”。“识题法”共讨论了3个问题：(一)虚实；(二)抱题；(三)断题。所谓“虚实”，即虚题、实题，其曰：“古文一主于实，实题实做，虚题亦实做。叙事则实叙，议论则实议是也。时文亦主于虚，虚题虚做，实题亦虚做，只此是古文、时文分别也。”(15)在拙著《宋元文章学》中，笔者以为，所谓“虚题”即虚构、抽象、含蓄或主观性较强的题目”(16)，“实题”则反之。实做是古文，虚做是时文，——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了解和区别古文、时文的法门。至于“抱题”，就是写作时紧扣题目，这是教授科举时文的书中特别强调的一点，即便当今中学语言老师讲作文也不例外。第3项“断题”，包括“推鞠”、“磨勘”、“拟断”、“处置”、“详审”5个步骤。陈绎曾指出，这是“以题目做考功问罪之人，一一磨勘分明，方可运意下笔”。这其实就是前述《文说》中《立意法》所记“先尚书”(当为陈绎曾之父)所谓“文章犹若理词状”的意思。对于经常作论体文的人来说，作文如判案，大约都有相同的体会。 再举《古文谱》卷3“式”(17)。所谓“式”，观其内容，即指行文格式，包括所谓“三纲十八目”。3纲为：(一)叙事；(二)议论；(三)辞令。18目，叙事凡2目：叙事、记事；议论凡11目：议、论、辩、说、解、传、疏、笺、讲、戒、喻；辞令凡5目：礼辞、使辞、正辞、婉辞、权辞。任何文章，其行文不过叙事和议论两类。议论中的11目，指议论的类别，如“议”为“切事情之实，议其可行者”；“论”为“依事理之正，而论其是非者”；“辩”为“重复辩析，以决是非之极致”；“说”为“评说其事可否，是非自见言外”。如此等等，可谓精细入微。至于“辞令”，显然指语言运用，如礼辞，指“尊卑上下礼法之辞，贵高下中节”；“使辞”，乃“使命往来传命致事之辞，贵简要而动中事情”；“正辞”为“法语禁人之辞，贵严峻切至，凛然可畏”；而“婉辞”则是“巽语讽人之辞，贵辞宽意切，使人自然动心，而不可激怒”。总之，下词用语必须讲究，方能准确地表情达意，——这些都是写作者应当遵循的法则。 以上两节，我们从宋元时期几种有代表性的古文、时文评点本和文章学专著中，举例证明了文章格法类著作的客观存在。这就是说，在唐五代用格法研究诗歌之后，宋代学者又用格法研究文章学，他们虽没有使用“文格”这个概念，但实际上就是文格，这应该得到确认。事实上，“文格”不是什么怪物，讲文格也并非新发现，它不过就是用“格”、“式”等术语标示各种文章写作法则、方法而已。对文章学著作中大量“文格”的出现，我们只能面对并进行研究，而不能视而不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