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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现实建构的文学指涉 当下的文学早已走出精英圈子，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布迪厄认为当代社会既然已演变成消费和充满文化气氛的新社会，因而不能忽视当代权力斗争和程序正当化同日常生活及各种生活品位的密切关联。在现代社会轻松舒适的生活风格和品味流行中，隐含着权力的宰制与抵抗，这使得日常生活成为文化交流、交融与建构的“场域”。日常生活中的艺术风格、心态、审美品位的养成、培养和熏陶过程，充满激烈竞争，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比较和较量。一定意义上，现代社会正是依靠生活风格和审美品位的竞争，制定社会审美规制实现阶层的区隔，期间的杂糅和交织喻示了当前社会阶层间的犬牙交错。各种心态、审美风格、艺术品位，虽是文化层面的东西，其背后却是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博弈，其效果依靠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本及其转化结果来保障。可以说，审美时尚和艺术品位的再生产过程，是现代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主要内容，经由文化与经济相交融生成的文化创意产业来实现，它不但是当代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主导形态，还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就此有学者指出，布迪厄认为作为一种实践、爱好和品味，固然有自身作为一种具体实践的特征及运作逻辑；但它这种特殊的具体实践，不同于其他各种一般的具体实践。如不同于普通的以消耗体力为主的笨重体力劳动，因为文化爱好作为对美的鉴赏活动，有着康德所说的那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它所追求的是摆脱一切利益的某种鉴赏乐趣和精神品味；这是一种高于一般认知活动、伦理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最精致又复杂的实践。由此，“艺术的界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活的艺术’的界定，就成为决定着各阶级间争斗的命运的关键场所”，而且，“美学的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立场的确立，诸如在身体化妆品、服装或家庭装饰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越加构成为社会场域中所占据的社会地位(诸如确定社会场域中所必须维持的级别或必须保持的距离)的确认因素”。因此布迪厄强调说，“艺术作品的物质性或象征性消费，表现为一种最高形式的悠闲自在状态”；正是这种在身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悠闲自在的实际双重表现中，展示了一般经济性物质消费所达不到的高雅性，甚至由此可以展示出对纯经济优越地位的鄙视，而达到对于经济地位差异的否定性超越效果，从而最终达到与必然王国相区别的“自由王国”的间距效果。⑩现实际遇使文艺和审美很难脱出整个社会生活，独立建构一个封闭自足自律的空间。当下的美学品味、审美时尚愈益生活化，是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日常生活和历史经验的组成部分，表征着每个人不同的生活风尚或某种癖好，由此生成时代特征的“消费性美学”。(11)审美品位作为文化再生产的内容难以脱离整个社会场域运作，它浸入社会场域与其同步运作，这使其既有个体性特征，又有社会性意味，而成为时代表征，显现了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及其相互交错关系。即便如此，艺术创作和审美品位的养成仍需一定程度上的自律性和独立自主空间，市场运作不能遮蔽其对卓越性和高尚品味的追求。审美最终指向的是对人的自由境界的追求，即康德强调的“无目的的合目的”的“人是目的”，或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的人”的理想，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高扬的。 当下，日常生活实践充溢着各种审美时尚、爱好、艺术品位和视像快感，交织着历史的、文化的、个人的空间结构的叠加。依据布迪厄的社会结构理论，由于在象征结构方面的同构性及其象征运作的同步性，文化实践同各场域的实践之间有可能相互交错、联结、渗透，在符号化建构中相互转化。唯此，文化实践成为现代社会中唯一贯穿渗透于社会各场域的一般性实践。文化实践看似远离社会其他场域，但它以迂回方式参与社会的权力正当化和再分配斗争，因而文艺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各种力量存在和较量的场域。布迪厄说文艺以“不确认”的方式，来“确认”整个社会权力正当化的程序。问题是文艺有自律性，并以复杂的象征性模式呈现它的运作逻辑。(12)这种复杂性导致文化再生产同时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文化同社会相重叠和渗透的程度不断加强；一是文化的专门化倾向所导致的文化特殊性不断增强。这种双向复杂化过程，同文化再生产中各因素的复杂化相关联，并在时空结构的演变轴间来回摇摆或循环往复。 当下文化现实建构的突出特点是以消费为逻辑起点，体现了典型的大众文化逻辑。这种建构并非源于自身实践，而多以媒体为中介。在当代，人们不仅以观念面对现实(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而且以数字化、电子化方式链接了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数字化新媒体在青年群体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新媒体的流行使人们重新定义了信息，只有被使用或消费的信息才有效，这颠覆了媒体组织内容生产的方式。技术发展使新媒体成为一个融合的大平台，可以把内容、渠道、资源、媒体、受众链接起来。实践表明，受众在哪里，主流就在哪里；年轻人在哪里，文学的未来和影响力就在哪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要把目光投向哪里。文化现实的变化决定观察文学的视角和定位的变化，因此不能就文学(传统文学观)而文学(变化的文学观)，而要从文化现实定位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日益成为一种产业，而且区域文化市场开始融入全球经济循环，随着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提升，它越发进入国家政策的中心；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成为与国际社会交流对话、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渠道。 当文化艺术以一种产业方式存在时，它与通常的工业化生产不同，是一种有着复杂规则的生产，唯此它为后工业社会提供了差异化的产业模式。以此为逻辑起点的理论建构才是文化产业理论生成的根基，它的双重属性决定其发展模式的迥异性。对此，有学者指出：“艺术与工业、市场的对立并不总是贵族阶级对现代化生产的抵抗，或是他们想要超脱为生活必须提供物质基础的世界。艺术对‘黑暗邪恶的作坊’的拒斥并不是由于它们丑陋或是由于其与过去田园牧歌般生活方式的敌对，它只是创造不同经验和体验的尝试。艺术是与科学技术的普遍真理，与商品世界，或是现代发达的管理系统完全不同的对物质世界的一种体验。”(13)作为先进生产力的表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领域和智力之源，文化产业助推“中国制造”华丽转身，已成为国家战略和文化政策的重心。文化艺术不但承载着民族国家历史想象的宏大叙事，还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支撑力量，越来越受到政府的倚重和政策的支持。 文化现实作为当下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场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要在其中重点关注文艺产品的品质和审美品格。文化产业经前期粗放式发展已进入提质增效的产业体系健全期，形成越来越强的自我净化与品牌提升力，不断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差异化需求。当前的共识是尊重大众的文化需求是文化发展的重心，市场强力既催生了文化精神的粗鄙和粗俗的商业化倾向，也激励了文艺的创新、实验和多元化发展趋势，文化的创造性价值越来越受到尊重和认同，即使政府的“文化例外”政策和补贴以及购买文化产品与服务也要通过市场完成。在变化的文学格局中，谁是文学生产的主体？文学消费的对象是谁？文学竞争其实是争夺文学发展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最终是争夺人心。 马克思曾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4)只有通过人的实践的媒介去认识现实，现实的全幅内涵才会向人展现。在马克思看来，凡是从人的实践角度出发观察到的一切都是“现实的”，即可能存在的；反之，凡是撇开人的实践观察到的一切则是“抽象的”，即不可能存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现实的互动有双重含义：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反思现实(包括文学现实)，一是这种反思本身就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即不能割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化现实的关系。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马克思主义本身非但是文化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文化现实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学者指出：“当人们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去考察现实时，决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易言之，人们必须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做出相应的反思，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完整地、准确地考察并把握整个现实。”(15)对文学现实而言，正是在不断参与建构与反省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通过关注文化现实建构中的文学指征，探究文化与文学(审美)之间的若干中介，以文学化的处理和审美化的艺术追求，提高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和审美判断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