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现实：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着力点 “文化现实”并非现成的静止的铁板一块，而是变动不居，甚至风云变幻。当下的文化现实由文学艺术、影视生产、新闻出版、音乐、美术创意、电子游戏、数字艺术及其网络文化新业态等核心层构成，这些文化力量是文化现实的建构者和传播者。另外，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设计越发凸显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它不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重要支撑，它既关涉创意和手艺，也关乎审美品格，进而使审美获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得多的声望。有学者指出：“设计师越来越怀疑作为一种魅力的‘美学’，并看到了它的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功能。设计师对他们的实践，以及艺术的核心使命、技能和伦理等问题变得更加深思熟虑。在这样做时，他们常宣称自己不是‘艺术家’。”③其实这是一种新的审美观，19世纪莫里斯等人倡导的“新手工艺运动”的诉求越来越见诸当下的文化现实，使单调的生活充溢审美的色彩和情趣。随着生活与艺术边界的消弭，美学与非美学的领域在跨界融合中趋于模糊。虽然文化产业生产了很多文化垃圾，制造了无数的娱乐奇观，但不妨碍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文化价值传播、文明成果累积的一种主导方式，并深刻影响文化现实的构造与边界的移动，越来越成为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支撑，其中流通的不仅是金融经济，更是文化意义的生产与价值观的传播。以文学生产为例，不仅当下文坛天下三分：传统作家的文学创作、青春文学的市场化写作、网络文学的强势发展齐头并进，而且文学意义的生成越发离不开市场，只有在文化市场中被消费的文学才能产生真正影响力。此前文学创作——读者阅读——文学欣赏模式，日益被当下文学生产——大众消费——文化休闲模式所取代，文学艺术越来越被置于市场和产业运作中。20世纪80年代发行上百万份的文学期刊，现在每月发行仅千余份，文学的经典阅读越来越让位于影视和网络视频的视像“悦读”。在此语境下，基于文学艺术的卓越性追求与文化商品的大众化消费之间的多重关系，亟需建构对文艺的保护性机制及其独立性的批评原则。尽管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经济价值愈发受重视，但绝不能形成追逐文化GDP的社会导向，更不能快意于文化产品市场效益的放纵，否则会破坏健全的文化生态，导致文化现实的肢解及其碎片化。 文化史表明，“文化”、“艺术”是不断建构的，对它的理解和定位取决于一定的社会权力和拥有文化话语权的人或机构，精英的、大众文化的、民间世俗的“艺术观”杂糅并在。事实上，把某种事物与日常生活、直接功用区分开的审美倾向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附属于被称作“艺术”的永恒品质的观念，这已被很多学者认同。尽管如此，还是不能把艺术(“文化例外”的政策对象)与文化(文化产业运作中的市场灵验对象)相混淆，它们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使命和价值指涉。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研究院的贾斯汀·奥康诺教授认为，一个时期以来把艺术与大众文化相区别的传统观念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就艺术民主而言，文化政策要保障每一个公民都能“接触”艺术，有消费、传播、生产创造“艺术”的权利。虽然艺术包括设计等有着专业门槛和职业化诉求，但当下却日益成为大众市场消费的对象。事实上，艺术越来越被置于文化产业视野中，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对文化产业观念认知的深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高雅艺术创作的保护机制不断健全。④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等各类创造性文化实践活动需要置于文化市场、产业背景下来考察，但它们并非直接受制于经济价值或迎合市场，依旧有能动性、创新性，并以此来拓展市场，体现一定程度的审美自主性。 在社会生活中，除了某种文艺圈的自我欣赏，大众的文化消费主要通过市场实现，消费越来越成为大众身份和公民认同的一部分。文化产业生产“流动的大众”，消解了社会阶层的固化，这有益于激发社会活力。今天的文化创意产业不再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同质化的原子式“文化工业”，而是对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审美追求和艺术想象力的激发，既有助于产业经济价值的实现，又为自身营造审美氛围。如黑格尔所言，“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所以美的对象既不显得受我们人的压抑和逼迫，又不显得受其他外在事物的侵袭和征服。”⑤在文化创意全面渗透浸润文化现实的张力结构中，生成了审美自由和经济诉求之间的一种新的文化现实阐释范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扎根其中。创意建构文化现实的方式是“接合”，这是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最倾心的一个核心概念，指文化的文本或思想观念与实践之间的“意义”生成不是恒定不变的，“接合”是行为的结果。“‘articulation’这个术语有个恰到好处的双重意义，因为‘articulation’意味言说，说出来，说得清楚明白。所以它有语言表达等等的意思。但是我们也用‘articulation’这个词来指卡车的连接。两个部分由中间特殊的链接装置连接起来，这个装置是会损坏的。就此连接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可以将两个不同成分连合起来的连接形式。它就是中间那个连接装置。在任何时候，它都不是势在必然、先已确定，绝对而又不可或缺的。”⑥可见，文化现实经由无数的“接合”实现其意义和体现指向未来的价值维度，而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环境。霍尔在《解构“大众”笔记》中曾指出，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意义并不是它本身就含有的，它在文化领域中的位置，也非一成不变。经由“接合”实现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产业与城市发展等链接，这使得文化现实急剧变化。所谓大众文化其实是大众依据文化市场中的文化商品，有所选择地“再创造”，它是一种使用中的文化生产，也就是说其重心落在文化实践上，其意义有归顺认同、抵御抗争、冷漠中立化等多重意味，这使文化现实愈加色彩斑斓，而成为各种文化力量的演义场。 在文化现实建构中，社会“文化化”的过程深刻影响大众的日常行为和生活品位的养成，影响大众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只有普适性价值观才有感召力，才能获得大众广泛认同，从而形成某种引导社会思潮的价值指向。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以阐释普适性的文学价值和对真理的追求为己任，这是其着力点之一。在参与当下文学现实建构的各种批评范式的自由竞争中，只有赢得广泛认同的批评范式才能成为事实上的主流批评观，才能在复杂文化现实建构中实现价值引导。今天的文化现实重新弥合了文学、艺术、娱乐、产业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关联，把人带入一种新的存在形态，已改变了原有的生活、工作和交往方式，使生活越来越充满艺术性。对创意、艺术品位的重视，激励大众参与文化实践并学会消费艺术——文学、舞蹈、音乐、建筑、绘画、雕塑等，已成为衡量个人文明程度的尺度，积累个人声誉、声望等象征资本和形构社会阶层地位的方式。一个人累积的象征资本愈深厚丰富，拥有的话语权就越多，其在社会中就越有威望。因此，不断崛起的中产阶级在拥有经济权力后，还期望通过形塑审美品位获得文化领导权，试图成为大众文化的守夜者。⑦可见，“品味不仅关乎社会卓越性的建立，更具有深层的政治性”⑧。品味不仅关乎恰当的礼仪或艺术的知识，更关乎某一阶层的主体性建构。虽然“品味”固然值得嘉许，但前提是只有进入“中产阶级”才能拥有支付休闲和艺术消费的足够收入，大部分劳动者既缺少休闲时间也缺乏经济基础，可见品味成了“区隔”。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是理解当下文化现实建构的重要维度，在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其意义愈加显现。有学者指出：“艺术是物质实践的一种形式，也可以理解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过程的一部分。然而，社会的不平等似乎和对它们的批判是合谋的。在文化研究语境中研究艺术，把它与不同的社会阶级和群体联系起来，成为意识形态和‘表征’研究的一部分。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酝酿，文化研究揭示多样性的大众文化形式如何象征性地介入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或困境。若非历史上与权力联盟的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的‘亚文化’。”⑨实际上，参与文化现实建构的文学艺术，其力量是不均衡的，价值指向是多元的。在文化创意产业视野中，它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发挥基础作用，一定意义上文艺发展离不开市场运作，其社会影响力取决于一定的市场效应。所谓的“纯文学”因印数、发行量等已沦为圈内的自娱自乐，越发被社会边缘化，唯有经过“触电(网)”进入影视产业或互联网，才能参与当下文化现实的建构。文艺以“迂回”方式进入市场但不是唯市场，才能真正焕发影响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实性的基础。一旦脱离这个基础，所谓“历史的与美学的统一”的批评范式就可能被架空，其有效性就要打折扣。 当下，在文化现实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或在文化消费中作为主导性形态的是依托市场运作的大众文化，同时裹挟了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主旋律文化、高雅的精英文化、自娱自乐的民间文化，共同参与文化现实的建构，从而形成多元文化生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无视当下的文化生态，就必然使得研究视野褊狭和影响力弱化，而难以在多元文化力量竞争中胜出，更谈不上掌握文艺理论的主导权。传统的美学救赎往往借助艺术经典，追求历史深度和崇高维度，形成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居高临下的精英主义文学批评观，貌似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虚灵存在；当代的艺术救赎主要基于文化民主化，旨在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文化权益，体现不同主体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在消费美学视野中追逐价值平面化。由于市场主要受消费驱动，因而出现所谓市场导向和意识形态教化之间的矛盾以及深层次上大众需求与文艺卓越性追求之间的矛盾。因而，关注并有力地回应当前文化现实建构的复杂利益纠葛，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着力点之一。作为当前文化现实建构主体之一的“创意阶层”，多是自由职业者和个体工作室，他们建构了与文艺创作相类似的社会文化空间。这意味着文化生产与传播越来越游离于政府的文化事业单位，其文化供给虽受市场驱动，但其中一些文化机构(非营利组织)并不受市场效益支配。当下是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文化非营利社会组织、商业性文化企业的共舞，这种变化使国家文化政策不再仅着眼于意识形态宣传，而是突破以“艺术”为核心的文化政策，成为文化经济政策。意识形态诉求只有悄无声息地融入产业竞争，才能在顺应世界潮流中以经济的方式收获文化的结果。 当前的文化现实建构早就超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视野，也超出伯明翰学派和北美费斯克等人对文化的理解，文化的多维存在及不同形态之间的交融不断加剧，催生了无数文化新业态，使文艺日益融入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政治民主和生态文明的循环，这迫使我们要以一种大文化观来看待文艺发展，文艺发展成为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参照系。由艺术而产业，其重心的移易，是基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和认知观念的变化。因此，当前文化现实建构的逻辑不再是虚灵地漂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艺自律性、自主性，而大多是遵循作为产业的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市场逻辑，两种逻辑在动态发展中并行不悖。在文化现实建构中，文化产业是当代文化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在国家战略、城市竞争、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实践是认识的本源，但文化现实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造力之源。所谓抓住现实就是以中国问题及其文学意识为切入点，回应大众和社会对文学及其批评的关切，这既包括文学生成的文化现实基础，也包括对文学理想的弘扬——人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与丰富。提出“现实性”问题旨在针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过于注重文本化、纯学术化倾向，回归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维度，既进入文本又要出来参与文化现实建构，以纠偏研究中某些过于强调理论深度而缺失现实感，将学术研究受众狭隘为若干“小圈子”的弊端。洞察国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生机，不难发现正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文化现实的跨学科对话，积极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融汇其中，才形成较成熟的研究思路，产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和人物(如伊格尔顿等)。正因对文学现实变化的视而不见或偏离，不能有效回应文化变化、文学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挑战，导致在一些重大问题、基本理论研究中不敏感，包括对文学形态变化不敏感，尤其忽视互联网技术和思维对文学现实的影响，导致面对中西方学者学理质疑时无以应对，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国际上缺乏话语权的原因之一。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文论话语表达和修辞，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担当时代的使命，要与中国国际角色的变化匹配。遗憾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仅在国际上缺乏自信，难以发出中国声音，更难以有效传播中国经验和主流价值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