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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 隋唐时期的情况与魏晋南北朝有很大不同。从哲学主潮上说，唐代不像汉魏时以元气自然论哲学为主导，而形成儒道佛并存的局面，气论思想是与各家其他思想交织在一起借以显现的，因而地位与影响都受到削弱。从社会审美心理上说，虽然唐代是儒道释多元并立的时代，但实际上道家哲学、经玄学极端发展，清谈高潮刚刚过去，动乱的教训使儒家实用学说重新回归为主流思想，同时更有佛学的发展和禅宗新潮。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走向了新的文学意境论取向：既有从陈子昂的“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到杜甫的“别裁伪体亲风雅”，重归正统文学思想重风化、重“兴寄”的取向；又有从王昌龄的“夫作文章，但多立意”到司空图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追求。 由“主气”向“主意”的转向，无疑与唐代佛学发展、唐帝国的建立及其意识形态有关。佛学的影响，加之儒道释的多元并存尤其儒家思想在唐帝国开国兴业中重新获得正统地位对文学思想的巨大影响，致使魏晋南北朝时的“文气”说受到了一定冲击，换言之，唐代强调的是气之宇宙生命的博大和风骨之气力，而并不是气质才性。 由“主气”向“主意”的转向也是文学自身发展逻辑的结果。一是李白所说的“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主气”的批评观产生于汉魏之际对正统文学宏大主旨的冲击，所重视的是个体才情、自我情感的自由抒发，而历经两晋、南北朝日益走向浮艳绮靡的形式弄巧和空洞无物的宫体诗，这不能不说是文学摆脱经学、诗学后已走向了极端、误区。文学的生命在于真情实感、言之有物，因而由重气到重意是反拨齐梁诗风的需要，所以有众多诗人向“风雅”回归。 作为古文运动的旗帜和领袖的韩愈在他的《答李翊书》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养气”说和“气盛言宜”说。他说：“……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的“气盛言宜”说首先是立足于反对骈文的空疏和“明道”、“传道”的价值指向下提出的，而他同时又深谙文章(文学)审美特性，注意到辞的声调和韵律要求，“气”恰恰体现了生命、情感自然起伏的节奏，只要“气盛”，言之有物、有情、有气，自然而然便是最真最好的文章。韩愈将“气”由个体风格上的言说引向了具体创作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变成了一种直接的创作理论；同时也昭示出他对思想内容的“意”的重视，不仅“道”为主，而且“气盛”的内核在于有“道”。这样韩愈就完成了“文气”说的一个转向，即从曹丕、刘勰的才性气质论转向了道德修养论。 其后的杜牧作为文气论批评的重要人物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命题：“文以意为主，气为辅”。比之韩愈的“气盛言宜”，这一说法对诗文创作本质的表述更加明晰完整，并建构起了一种不同于曹丕时代“文以气为主”的新的批评论。他在《答庄充书》中说：“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圜阂，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高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樊川文集》卷十三)杜牧所言之气是指一种“风神气势”，而非曹丕所言的“体气之气”。曹丕以“体”论文当以“气”为主，而杜牧旨在强调气势只是诗文的一种依托力量，因而只具有辅助作用。 随着封建制和地主阶级的衰老，随着禅宗的兴盛和儒道释的相融，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心态和审美观也日趋老成，不再具有风神气势而是趋向于宁静淡泊，整个崇尚从壮美向优美转移，故而强调“意为主，气为辅”代表着整个社会审美心理趋向。正如王运熙、顾易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中指出：“到了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审美趣味的变化，文学批评中谈风骨的便相当少见了。”⑤因此，这一时期“文气”的含义从古文家们的转变到杜牧“气为辅”的确定，成为直指创作的精神状态和行文气势的一个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