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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经》之诗的选编 将殷代遗存的风雅颂之诗结集，是周代王官编纂有周一代之《诗经》的起点。殷代的诗选集是王官创作雅颂之诗的范本，是每一次王官选编诗歌重新结集时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本。西周经过至少四次的选录所采诗歌，生成了内容逐渐充盈的周代《诗经》诗选集的雏形，而其诗的选编与书写的介质、风雅颂之诗体裁风格、王官的编纂思想等有着至关密切的关系。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诗入选今本《诗经》，有助于我们管窥《诗经》之诗的选编思想。 徐正英先生认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是未经孔子删削的完本《诗经》之组诗；未见于今本《诗经》的《周公之琴舞》组诗余者属于《诗经》之逸诗。(48)笔者对此稍有异议：《琴舞》组诗是未被王官编选入《诗经》之前的组诗；未被著录入《诗经》的《琴舞》余诗不属于《诗经》之逸诗。此再现了《诗·周颂》编纂的真实情形：被采集的组诗是待选入诗歌选集的素材，《诗经》之诗是从数量巨大的待选诗歌中精选而出的结果，一组结构完整、表意丰满的诗篇，亦有可能只择取其中一首而编入《诗》。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密切相关。周康王之时，编纂成集的诗集文本的物质载体必是由绳连缀的竹简。据后世文献及郑玄的看法，用以书写《诗经》的竹简大概介于40至50多厘米之间。《后汉书》卷三九《周磐传》载：“(周磐)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并刀笔各一……示不忘圣道。”(49)在周磐看来，《尧典》当以二尺四寸的竹简书写方符合古代《尧典》的书写形制。孔颖达疏解《春秋序》时云：“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敬》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50)若以一寸约等于23厘米计(51)，二尺四寸约为55厘米，如用此形制的竹简编纂诗集，若不精选并浓缩诗歌的数量、篇章的结构及长度，诗歌的结集必然造成简策重且大，查阅不便，亦给教学带来过重的负担。由此观之，周代书写载体的形制限定了诗歌结集的规模。“周公旦朝读《书》百篇”正暗示了所编纂的《书》之单篇文本内容的短悍。由于结集的简策多且重，用以应对日常教学、研习等需要的风雅颂之诗歌必有分成几部分编缀成册的情况，如将雅诗分成《小雅》《大雅》，将风诗分成几部分编绳成策，甚至将某个重要官员的诗歌连篇成册。(52) 虽然西周诗歌结集之时，用以书写的竹简长度未必是二尺四寸，但竹简的形制与此大约相差不远。书写《琴舞》组诗的竹简形制可提供一点有用的参考。整理者未标明《琴舞》所用的竹简的形制，但其谓“本篇与《芮良夫毖》形制、字迹相同”(53)，又在《芮良夫毖》篇云“《芮良夫毖》简长44.7厘米，共二十八支简，满简书写三十字左右”(54)。所以用以书写《琴舞》的竹简长度在44厘米左右。又经粗略统计，《琴舞》组诗满简书写32至35字。贾公彦在《仪礼》卷二四《聘礼》之《疏》中云：“郑注《尚书》：‘三十字，一简之文。’”(55)若以《尚书》简文例之，书写《诗经》的一片竹简可写三十多字，此与《琴舞》一简的字数大致相同。若王官所结集的诗选集所用的是《琴舞》组诗的竹简形制，那么连缀成书策的竹简之数必甚为繁重。所以在周康王之时，王官(如史官、乐官等专职官员)在修订周公旦等人结集的《诗》本之时，在保存《琴舞》组诗文本于典藏室的同时，精中选精，按照周公旦等人编纂典籍文本求精悍的原则，将《琴舞》中的《敬之》一诗录入新结集的诗选集。 其二，西周前期所编撰的诗集颂体诗歌因袭了殷代颂歌短小精悍的风格。《琴舞》组诗仅《敬之》选入诗集，此符合西周初年因袭殷代诰颂卜铭文本制撰的风格与体式。陈桐生先生说：“殷商诰颂卜铭语言是西周前期文学语言的主流，在祭祀、誓师、公诰、册命、封赏、纪勋、占卜等重大典礼场合，周人都愿意选择这种语言。对周人而言，运用殷商诰颂卜铭语言意味着正规、隆重、典雅、尊贵。”(56)颂诗的风格与体式在殷代已经形成，其主要作用是祭祀或告成于先祖或神灵，或向先祖或神灵倾吐心声，其是祭祀仪式一个重要的部分，即颂诗之作是传达主祭者的心志，其文本之设达意即可。由《商颂》《周颂》观之，正证明了短小精悍的文本内容是殷代及西周时期颂诗铭文的制撰范本。《琴舞》组诗的单首诗歌也按颂歌的范式写成，并曾被整体地表演过。对其施用的场合，徐正英先生说：“《周公之琴舞》中成王所作乐诗由九首组成，用于在清庙举行的新君嗣位大典，它的内容是歌颂先祖功德，自儆自毖，通过乐舞表演礼事上神和祖先，彰显统治权威，所以它应当是周成王配合这种特殊的场合和需要、依照最高规格的乐制而创制的乐舞组诗。”(57)此是合乎情理之论。但这种以组诗形式呈现的颂歌在被王官采编入《诗经》之时，由于限于篇幅及与结集的颂诗在体式上统一的需要，只能选择其中一首最能代表组诗中心主题的颂歌。 体小思精正是《周颂》诗之本色(58)，甚至从总体上说，短小精悍是《诗经》之诗总体的风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周乐，乐工依次为之歌《风》《小雅》《大雅》《颂》，《诗经》之诗歌若不是较为短小，一时之间歌唱这么多诗歌不近情理。即使乐工仅仅择取一部分诗进行演唱，其工作量也依然繁重，一时之间也难以完成。再者，如《诗经》之诗歌不是精悍简短，将不利于王官用以教学，国子或士将耗费过多的精力用以吟诵；赋《诗》言志的国君、外交官员等亦未必将《诗经》视为“义之府”而加以称引。 其三，《诗经》之诗的选编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的学风。《琴舞》组诗仅《敬之》入选正是其一例证。《敬之》被录入周康王时期重修的诗集，其与王官编制诗乐的原则关系密切。“志不可满，乐不可极”(59)是厘定《诗》《乐》教本的核心思想。《诗经》之诗可入乐，并是《乐》书“乐语”(60)的一部分。九功九德皆可歌，九功为水火金木土谷(人赖以生于天地间的物质基础)六府与正德利用厚生(人得以修身、发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根基)三事，《周礼·春官·大司乐》说：“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61)这是古民之九歌九舞演奏，已是礼祀天神、地祇、四望山川、人鬼的极致的乐舞。《琴舞》组诗仅就自我警戒一事而敷衍乐章九变，已属“极乐”，不宜全部选入《诗经》。因此，成王《琴舞》九诗仅《敬之》被选入《诗经》。此不仅与“声、诗不可极”的编纂思想相适应，亦与教本“辞尚体要”(《尚书·毕命》)的裁制原则相契合。进而言之，此与西周“尚忧患”的礼乐精神亦相联系。《乐记》说：“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62)此种不尚极音致味的思想，也深刻地表现在《尚书》《周易》等传世经典中：《大禹谟》言“满招损，谦受益”，《旅獒》有“不役耳目，百度惟贞”；《周易》推损益之道，《既济》《未济》的卦序编排及其爻辞所见意蕴，等等，不一而足。从周代《诗》《书》《礼》《乐》的编纂思想看《诗经》的编辑情况，《琴舞》组诗仅《敬之》见录于《诗》不为怪事。 由《琴舞》组诗仅《敬之》被采入《诗》一事重审《诗》编辑、修订的情形来看，一些被后世认为是“《诗经》之逸诗”的诗未必是“《诗经》之逸诗”。两周时期产生的诗歌著录于《诗经》者属于少数。《诗经》仅是诗歌的一个经典教本，《诗经》之外，尚有类《诗经》的诗书，各诸侯国亦有类《诗经》之书及可入乐之诗或类似的文献汇编。如记述男女相见的节日盛会的诗歌，选入《诗》者有《郑风·溱洧》《陈风·东门之枌》等，而未载入《诗》者有宋之《桑林》，而燕、齐、楚等国亦有与此同义之诗歌。《墨子·明鬼下》说：“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63)“桑林”之义，《左传·襄公十年》有《桑林》之乐，《庄子·养生主》有《桑林》之舞。杜预注：“《桑林》，殷天子之乐名。”(64)郭象注：“《桑林》，宋舞名。”(65)据此，《桑林》因地名而为歌、舞之名，成为特定节日男女相会定情的仪式音乐。 虽说风诗与成王作于特殊历史时期的颂歌是不同层面的诗歌，但亦暗示着同一层面的诗歌或同一主题的诗歌被选入《诗经》之际，存在被乐官、史官等专司教本编纂、修订的王官精心择取、删汰的情况。若诚如徐先生所论，成王组诗是应“新君嗣位大典”而“依照最高规格的乐制而创制的乐舞组诗”。即若按《史记》《礼记·明堂位》所载周公践天子之位的第七年“致政于成王”，周成王成为大权在握的“新君”，并在大典举行时演奏《琴舞》组诗。组诗在新王即政时演奏，此符合周成王即政嗣位之时的情况，但并不具有新王继位普遍的奏乐意义，而且继位仪式奏乐并不居于主要的地位(66)。再者，仅就“自毖”一事而用乐九变，实属繁文缛节(如前文所言，九功九德歌唱九事方歌九歌，乐章九变)。由此观之，成王组诗适用于周成王宣示统治权威、自我警示的即政需要，是特殊时期所创作的乐舞，其未能成为新君继位演奏的常乐。 此外，即使是周王朝，除了教本《诗经》，我们初步认为《周诗》是著录、保存周王朝诗歌的汇编资料，是《诗经》取材的源泉，也是王官们作诗、赋诗时称引的资源。如清华简《芮良夫毖》“天之所坏，莫之能支；天之所支，亦不可坏”(67)，是化用了《周诗》饫歌“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68)的章句。可入《雅》的《芮良夫毖》和入《颂》的武王饫歌《支》皆归入于《周诗》之类的文籍保管，但在《诗经》几经修订之时皆未见录。祭公谋父《祈招》在诸侯国广为流传，亦未入《诗经》，此可见名诗亦未必入《诗经》；清华简周武王《乐乐旨酒》《輶乘》与周公旦《赑赑》《明明上帝》(69)亦未见于《诗经》，由此可知王者、贤人之诗歌未必皆入《诗经》。对此情形，清儒阎若璩以《诗经》传播中形成稳定的异本为解，说：“(孔子)其删《诗》也，必取世所传某本《诗》。凡今三百五篇咸在者从而删之，存此三百五篇，以为其美、其刺已足立吾教矣。虽有《士蒍》《祈招》等作见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70)我们在阎氏认识的基础上，认为《诗经》在几经王官修订、编辑之际，逐渐生成王官赖以教国子“六诗”的稳定、完善的经典教本。而诸多未收录于《诗经》的诗亦被分类存档，成为王官教学、作诗、引诗备用的资源。《周诗》名诗如周公旦《蟋蟀》诗，传入唐(晋)国，经诗人或乐师的改写、润色后，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今本《诗·唐风》一诗。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几经王官修订后最终生成的《诗经》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流播状态，如前文所言，除了文本形式的传播，口传形式亦是重要的传播方式。《汉书·艺文志》云：“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71)春秋时期，《诗经》在更为广泛的范围传播并完成了经典化，即《诗经》最终形成文本稳定的本子，此后其中之诗不增不减。至孔子之时，《诗经》已经在社会的传播过程中确立了经典地位，不再需要孔子删汰《诗经》之诗而再造一个《诗经》本子，何况四处搜寻王官所定《诗经》真本的孔子不可能自行己意删削其诗，否则，孔子所为实也无异于清儒所批判的王柏替圣人删《诗》之举。退一步而言，即使孔子删《诗》，其也是私学的行为，而私学在先秦时期并不占据主流的地位，官学始终是文化的正统及私学向其看齐的排头兵。孔子的文化功绩并不在于对六经的编定，此不符合官学占据主流的历史时期典籍教本的生成轨迹；孔子的杰出贡献在于对这些典籍所蕴含的精神的宣扬。 其四，王官在编纂《诗经》之时，对原诗归趣有所改造，以突出王官的用意。《琴舞·敬之》云：“周公作多士敬怭……成王作敬怭。”此言明《琴舞》组诗作者是周公、成王，作意为警戒众士、自我警醒。若简文未失真，《琴舞》组诗之序当为史官所加，蔡先金称国史作《序》出于整理典藏档案文献的需要(72)，可知国史著录、存档重要诗作之际注明了其作者及作意。然而，《毛序》却云：“群臣进戒嗣王也。”此序未指实诗的作者，又与国史原《序》义趣异辙。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敬之序》为汉儒所系，而更为可能的原因是被录入《周颂》的《敬之》意趣已发生了变化：由作者之意过渡至编者之意。 清儒姜炳璋说：“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73)此为精审之论。又《舜典》说：“诗言志”，《传》：“谓诗言志以导之”，《正义》：“作诗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习之，可以生长志意，故教其诗言志，以导胄子之志，使开悟也。”(74)此两者皆言明诗与读者的关系，关注《诗经》对读者的引导作用。进而言之，“诗言志”至少有两层义趣：一为诗表作者之情志，二为诗述编者之用意。《诗经》之诗的采编，显露了编者的初心。《诗·大雅》之《崧高》《烝民》尤将此两层义趣表而出之。《崧高》末章“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75)，《烝民》末章“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76)，此两处已表露吉甫作意，即吉甫赞述申伯、仲山甫的高风亮节、丰功伟绩。但《毛诗序》均以“尹吉甫美宣王也”解说两诗的归趣。虽然《毛诗序》未必是王官编诗的原《序》，但其归趣大率相近，可以推断礼官、教官为凸显诗的教化之意图，对采编入《诗经》之诗的题旨进行了改造。此种情况为《琴舞·敬之》所证明。 显然，《琴舞》组诗的文本在流播中已发生形变：周公九首诗亡佚八首半；成王九首诗，除了第八首诗文字有所缺失，余者完好。但《琴舞·敬之》大率留存了原本较多面貌，此是其学术价值的所在。学者或多聚焦于《琴舞·敬之》与今本《敬之》之通性，如谓“今本《诗经·周颂·敬之》大致相同，当为同一首诗的不同版本”(77)。我们通过仔细比勘认为，两个版本的《敬之》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诗义上，都显示出不可忽视的差异。 一方面，今本《敬之》无有“启曰”“乱曰”的乐章术语。此意味着《诗》教本与《乐》教本成书的不同：《诗》教本《敬之》无乐章术语，《乐》教本之诗有乐章术语。学者或称“《周公之琴舞》产生于诗、乐二家分流之际，向人们展示了诗家的早期文本形态”(78)，我们却认为《琴舞》恰显露出乐家“乐语”文本的较早面貌。 另一方面，今本《敬之》与《大雅》《周颂》措辞风格一致，是经过王官编辑、齐整化的结果；《琴舞·敬之》在流播中或亦经损益、改写，如将“厥士”曲解为“其事”，“士”当是原本《敬之》之用字。《毛传》《郑笺》《孔疏》皆以“事”解“士”，马瑞辰不然此解，说：“士当读如士民之士，为群臣之通称。”(79)笔者从马氏，因《文王》“文王陟降”、《闵余小子》“陟降庭止”、《访落》“陟降厥家”等，“陟降”皆系之于人，而非事。但《琴舞·敬之》尚保存了较多原诗轮廓，如其文句的长短，而经王官编辑、改写的《琴舞·敬之》，被赋予了编者的用意，焕发新的意蕴。“文非易帀”之“文”保留了原诗用字，而王官编纂《诗》之际，改“文”成“命”，将天命表而出之，凸显获得天命之困难，以此警戒嗣王。“命”字之用，与《尚书·周书》与《诗》之《大雅》《周颂》宣扬“周有天命而王”的建政思想一致，所以在《诗》被周王朝初次修订之时，入选的《敬之》一诗之“文”便更易以“命”。一字之差，刷新了诗意。 《琴舞·敬之》“遹我夙夜不逸，敬之”，今本作“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有学者读如“维予小子不聪，敬止”，并称“不聪”与“夙夜不逸”应同义，并认为如此则今本更显文通义顺。(80)此说有一定道理，但有涉牵今本就简本之嫌，也略违编者的初心：“不聪”与《大雅·皇矣》“不识不知”义趣同辙，皆表“无自作聪明，顺应天道”之意。“不聪”与天之“聪明”相对(《商书·说命》称“惟天聪明”)，与成王警戒蔡仲之语“无作聪明，乱旧章；详乃视听”(81)同义。而“夙夜不逸”是“勤于政务”之意，与《书·无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昊，不遑暇食”(82)意趣一致。可见，“不聪”与“夙夜不逸”含义异辙。此外，“维予小子，不聪敬止”与《闵予小子》“维予小子，夙夜敬止”句读相类，故不宜在“不聪”处断开。 《琴舞·敬之》“教其光明”，今本作“学有缉熙于光明”。有学者称“‘日就月将，教其光明’较之‘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古式整齐，文意显豁，顺畅很多，毛诗可能有错简”(83)，笔者认为不宜以句式整齐的情况遽断今本《敬之》错简与否，而相较文意，“教其光明”于今人读之，确显言简意赅，但却少了语言的层次感所产生的耐人寻味的意趣，且“学有缉熙于光明”于周人未必文意晦涩。“教”与“学”一字之易，也使诗意焕然一新，突出了嗣王“学”的主体地位，此彰显编《诗》者的用心。郑玄将诗分成臣、君的“教、学”呼应，其说：“群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谦云‘我小子耳不聪达于‘敬之’之意……当习之以积渐也，且欲学于有光明之光明者。”(84)此解洞明了编者用意。“缉熙”，郑玄以“光明”解之，与后文“光明”有重复之嫌，马瑞辰说：“缉熙与光明散文则通，对文则缉熙者积渐之明，而光明者广大之明也。”(85)此解更稳妥。缉熙，积少成多，表示积累的过程，其前承“日就月将”，又后启“光明”“示我显德行”。《尚书·泰誓》“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86)，“光”形象地表示文王威慑四方的力量，“显”与“明”通，《清庙》“于穆清庙，肃雝显相”之“显”，郑玄云“显，光也”，有光方明。又“缉熙于光明”与《周颂·载见》“缉熙于纯嘏”句式相类，“缉熙”是积小成大之意。“学有缉熙于光明”可表在先祖光辉的榜样力量驱策下，学有渐进。“学于某某”，在商周是成语，《说命》说“学于甘盘”“学于古训”(87)是其例证。此表明王官在厘定《诗》《书》教本之际，编辑用语的齐整化、规范化，以更好地表述一致的教化思想，如《泰誓》“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88)与《大雅·荡》“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89)。 总之，《琴舞·敬之》与今本《诗·敬之》存在不可小觑的差异，不宜牵合两者，较之关注其相同点，尤值得关注的是其分异处：两者诗旨各异其趣，前者显露诗人心志，后者表述编者初心；两诗语言风格不一，前者语言直观、口语化，后者则典雅、书面化，表明王官对前者的精心编辑，经过润色的《琴舞·敬之》焕发新义。 其五，《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墨子·公孟》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90)墨子认为《诗》之《风》《雅》《颂》皆可歌可舞。《诗经》之诗是乐的文本形态的一部分；乐以声、舞等表情仪式彰显《诗》之诗的义趣。《诗大序》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91)《乐记》说：“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注》云：方犹文章也。(92)《诗经》之文本，是经宫商角徵羽五声交错、呼应而成音的文章，又辅之以舞具、协之以手舞足蹈，生成了展示诗文本的表演形式。诗歌如清凉的活水，涤荡人心，通畅于人情志的渠道；舞蹈是流动的画卷，血肉鲜活地演绎《诗》之诗的生命力。一言以蔽之，可谓“寓《诗》入乐”。 然而，《诗》《乐》为两门不同教程，《礼记·王制》说：“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93)可见《诗》《乐》之教的分门别类。《诗》教在于传授作诗之法，以便国子在今后政治、生活等场景中能应景作诗，恰如其分地表露心志，展示才能。从清华简《耆夜》周武王、周公旦即景作诗，《左传》隐公元年郑庄公之赋诗、僖公五年士蒍之赋诗等，足见诗教对人作诗才能的培育。 《乐》教意在传授国子乐德、乐理、乐仪、乐歌、乐舞等知识与技能，润养习乐者之德性，以陶冶其心性、宣导其情志。《诗》文本是《乐》之乐语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大戴礼记·投壶》所载“《史辟》《史义》《史见》《史童》《史谤》《史宾》《拾声》《睿挟》”(94)八篇诗，六篇题名有“史”字，两篇题义为“借鉴往昔”“以圣人为准绳”，与“史”关系甚密，当属于史官之诗，是“瞽史教诲”(95)性质的乐歌，属于乐语，而并非《诗经》之文。此可略见《诗》《乐》文本之差异。由此观之，《琴舞》组诗是作为乐教本之诗被完整地演示，而经王官改造的其中一篇《敬之》之诗被选入《诗经》教本，作为“群臣进戒嗣王”的范本，此两者不矛盾。总之，从《琴舞》组诗有且仅有一首入选《诗》，略可获知《诗》和《乐》文本的差异：《诗》文本是《乐》文本“乐语”的一部分，两者文本有重叠的部分，但并非等同关系。 综上所述，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介质形制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的学风而不尚繁文缛节。王官在编纂《诗经》之时，改造《清华简·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