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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代《诗经》的结集及修订 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显然，要论述周代王官对《诗经》之诗的选取、编辑与结集等情况，首先要阐明的是《诗》之诗有何主要来源。 《诗经》之诗，除王、王官等人所创作的诗歌外，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采诗。采诗制亦并不昉于周代。此制度的发生与巡守制度关系密切。《礼记·王制》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郑玄《注》：“天子以海内为家，时一巡守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则十二岁一巡守。”(26)《郑志》说：“古者据时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礼五载一巡守，夏殷之时天子盖六年一巡守。”(27)此皆认为《王制》所记巡守制度不始于周代，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证实了此点(28)。而所采之风俗人情之诗，与王官、宫廷之诗风格不同，必有分类，以备职官保存、利用。此关乎中国古代文体分类观念的发生。《诗经》“风”“雅”“颂”分类，即包括了编者文体分类观念。(29)此既是按文辞风格分类，又是按文体功能归类。此还可用音乐文体的分类解之，诗的文辞风格、文体功能与音乐文体互为因果。就“风”而言，风即风俗，风诗或风歌即风俗之诗或歌，其或歌唱男女之间的爱情，或诉说生活的困境，或抨击社会的阴暗。可以看出，风俗的概念殷代早已有之，《商书·伊训》载成汤所言“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30)，此可略见伊尹之时贵族阶层歌舞的风气。此“三风”即属风俗的一种分类，体现此风俗的诗当属风诗中的一种，其或为贵族百官所自作以供娱乐，或为施乐者所作以娱乐王官。土风不一，诗歌的内容及其以歌舞表演的形式也各异，王者巡狩之际所进行的采集诗歌活动或各地的献诗献乐活动，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应商王为核心的贵族的娱乐或彰显王者胸襟之需。风诗直白地展露诗人的内心世界，情节曲折，或由欢喜转为忧伤，又由忧伤转为平和，如《关雎》之类的诗歌，其体现在音乐上也曲折迂回，激荡人心。从历史上看，一个贤明的君主或重振王业的中兴之主，多数愿意了解各诸侯国民众的真正想法，多数希望采集到能反映民众心声的诗歌，那些粉饰太平的诗歌反而不会上达于明主。而恰恰是那些昏庸的君主如周厉王者防民之口，喜听歌功颂德之言，王官及诸国亦不敢采集讽刺之作。从这个角度而言，采诗献诗以及王朝的诗歌创作活动一般集中于贤明君主或中兴之王的统治时期。前文所言五篇《商颂》之诗正创作于商代的明君主政时期，而一些诗歌虽创作于乱世，却被中兴的王朝所采集，如《周南·汝坟》其作于西周王朝衰乱之年，此从其诗的内容可得知，其谓“鲂鱼赪尾，王室如燬”，直指周王室的疲弱状态，从而使为官于朝的“君子”处于朝不保夕、性命堪虞以至于其妻有深深的忧虑。又如《周南·麟之趾》即是一篇赞叹于衰世之际力图辅佐王室振兴的周王朝宗族的诗歌，其云“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振振公族”(31)，揭示了王室宗亲如共伯和、召穆公者对振兴宗周表现出的同心协力的状态。 《诗经》之诗的来源，还与专司或兼职采集诸国、宫廷等地诗歌的采诗者或采诗机构有直接关系。《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夏书》云：“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此言互见于《尚书·夏书·胤征》，孔安国云：“遒人，宣令之官；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32)杜预云：“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33)孔氏、杜氏皆以遒人为王官。此王官的职责在于采集路人之“谤言”，谤言包括街谈巷议、有弹射臧否内容的童谣、“下以风刺上”的民歌等，类如《击壤歌》及《尚书·汤誓》所载夏民之歌“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34)，所以我们认为采诗制度并不始于周代，既然有各地歌谣的采集，就有对这些歌谣的分类与汇编，以便存档，以备利用。 周革殷命，成为天下共主，其在文化建设方面，总结利用殷代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对殷代诗歌文献的整理、归类与汇编以及选取一些经典的殷诗、周王官所创造的一些诗歌，汇编成集，以应于现实之用。此大致在可信之列，其情形可简述如下。 周代对殷代留存下来的诗歌文籍的初次整理、编纂当始于周成王之世。周公旦组织宫廷王官、诸侯等队伍，因革殷礼而编制周礼，又沿袭旧典籍体制而修编新朝典册。《礼记·明堂位》云：“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35)现代学者的研究认为周公旦未必摄政，此暂且不论，但周公旦组织人员、整理与修编前代留下的典籍的记载当为可信。《礼记·乐记》又说：“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此为清华简《耆夜》周公旦、周武王之诗歌所证实，亦与传世文献相呼应，《墨子·三辩》载：“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36)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对殷代留存的诗歌文本按其内容、风格及诗歌功能进行整理、修编。 值得指出的是，在周成王时期，以周公旦为核心的“制礼作乐”活动是以整理汇编殷代留存的典籍为主，而不可能编制出属于有周一代的《诗》《书》《礼》《乐》。因为这些典籍的编制是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文化积累过程。从先秦典籍文本形成的情况看，《诗经》《周易》等经典文本的最终生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显然，今本《诗经》所选入的周诗文本的生成年代跨越了西周至东周两个时期，而在今本《诗经》文本生成之前，组成《诗经》的各个文本要件，即《二南》《十三国风》《小雅》《大雅》及《颂》之诗篇，收集并保存在乐官、史官等王官等人那里，并且按类汇编，甚至有一定范围内的结集(37)，比如或将构成《诗经》中的文本要件的两个部分或风雅颂中各一小部分汇集成编。赵逵夫先生称：“《诗经》的第一次结集只收了《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和《小雅》。”(38)此为卓见。而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汇编了风雅颂三种文本的结集，才是《诗经》结集的开始。先秦文化典籍的汇编或结集，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收集与保存现有的文献资料(39)，二是为了便于查阅与利用，三是方便乐官、教官等人教学、诵谏之用。文献结集的意识正源于这些现实的需要，如搭建一个以理服人的对话平台，必须有一个双方都承认并熟知的用以言说、称引的文化资源，为方便这些资源的应用，汇编这些资源显得尤为必要。由此可推知，以周公旦为核心的王官队伍为了吸收与利用殷代的文化资源，将殷代留存下来的诗歌，按照风雅颂的类别结集汇编成书实属可信。因为殷商两代教育的体制相互因袭，有一部分乐官也来自旧朝(40)。在“小邦周”初建王业之时，来自殷朝而成为新朝王官的乐官、史官是整理与汇编殷代文籍的主力。他们将殷代之诗歌、历史档案、卜筮文献等文本进行汇编或结集，以便更好地保存与利用殷代宝贵的文化资源。《墨子·贵义》载：“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41)周公旦所读当是汇编了《夏书》《商书》的《书》。筮典《连山》《归藏》也当是在周初整理汇编前代文化遗产之时编缀成书。周公旦之时，《周易》尚未成型，其所用者仍是前代筮典。以周公旦为核心的王官队伍对前代文化遗产的总结和汇编，是中国文化史中的盛事，其或据口耳相传的记闻以及以文本形式记载的文籍，汇编了《虞书》《夏书》《商书》，又编纂《连山》《归藏》，商代的诗歌文献按风雅颂进行的汇编结集也当在其中，此确立了以后周代所编的《诗经》文本的三大要件，为王官有意识地选诗、编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西周再次修编、损益周公旦时所汇编的诗歌集子，当在周康王之世。周康王之世，社会安宁，为修《诗》定《乐》提供了良好的外在环境。所以周鉴于两代，对周公旦等人所汇编的经典诗歌集子作了一定程度的修订。《竹书纪年·康王》载“三年定乐歌”(42)，在修订《乐》文本的同时，对诗歌选集也当有所修编。歌唱商王功德的《商颂》大致在此时被王官所删削，而增益《周颂》诗篇。《国语·鲁语下》载闵马父之言谓“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杜预《注》：“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余五耳。’”董增龄《正义》：“《宋世家》：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是考父当宣幽之世至敬王三十六年。”(43)可见，正考父之时，《商颂》的留存状态虽已不善，但王官周太师却保存着善本。此事例可解读为《商颂》之诗完本并未亡逸，而是伴随着《周颂》诗歌文本的增入，为保持《诗》文本的轻便及彰显周代统治权威，《商颂》之诗数量渐见删削，而被删削的内容被史官或乐官所保存，成为单独成篇的《商颂》。在周康王时期，论先祖之功、颂先烈之德、告成于神灵的《大雅》《周颂》之诗歌代替了绝大部分商代的雅诗颂诗。周代所作之颂诗，被称为“周颂”，归为《周颂》，在王官重修诗集时列于《商颂》之前，以示“天命在周”，突出周王朝天下共主的最高地位。从《大雅》的内容来看，《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灵台》《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荡》等诗大致的创作年代为周公旦至周康王之间，其或追忆先祖如后稷公刘者的光辉事迹，或歌颂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的高风亮节及丰功伟绩。而作为向祖先表达缅怀之情、诉说政局困境或告成之诗的《周颂》，其大部分也作于周康王之时。而此时，周代采集的一些风诗亦取代了周公旦时结集的选歌选集中的风诗，以彰显周代的正统之风，《豳风》当在此时被编入诗集当中。值得明确指出的是，周公旦、周康王时所结集的诗集虽然在文本要件与体例上已具备了今本《诗经》的性质，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经》诗集，它只是《诗经》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诗经》未形成文本定本之前，王官所结集的诗集里的诗歌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出有入，文本处在不稳定的损益状态。根据六经形成的情形来看，不可能在周公旦或周康王时期就编定一个经典的诗歌选集《诗经》。 在周代，第三、第四次诗歌选集的修订当在周宣王时期。周宣王为中兴之主，经历过惊涛骇浪般的政治风暴，又得周定公、召穆公等人的辅佐，政治风气较周厉王的闭目塞听、防民之口清明甚多。《史记·周本纪》云：“宣王即位，二相辅之，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44)一般而言，诗歌的采集及诗选集内容的修订活动集中于社会安定、君主愿意广览兼听之时，尤其是经历过杜绝言路、不纳百官讽谏的政治危机之后，新的执政者更会倾向于广开言路，秉承明主之作风，此时王官所修订的诗集更重视采编刺怨之作，以保障王官集体的话语权及政治利益，以尽王官的讽谏之职责(45)。所以卫武公所作的讽刺周厉王的《抑》、芮良夫《桑柔》等诗在周宣王之时被编入重修的诗选集，此是王官在宣王初年修订诗集时增入的诗歌。载有周宣王对天倾诉之词的《云汉》(46)至《常武》，则在周宣王末年王官再修诗集之时被录入。周宣王末年王官的修订诗集是西周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诗集编纂活动，随后的周幽王时代缺少了修订典籍的客观条件。(47)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用于王官常习、乐官常诵、国子常学的诗歌选集在西周时期基本完成了定本《诗经》中周代雅诗颂诗的文本内容，一些诸如《周南》《召南》《邶》《鄘》《卫》《豳》等《国风》中作于西周的诗歌亦被编选入诗集。周东迁以后，王官所编纂的诗集文本几经修订，并在一定的王官圈子及地域中得以较大程度的流通与使用，被增进了各国风诗的诗集，经过春秋时代特定人群特定地区的传播，渐渐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至季札适鲁观周乐之时，今本《诗经》的文本已基本定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