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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另外，今所知宋人撰“杜甫年谱”尚有洪兴祖、吴若、计有功、鲍彪、梁权道、吴仁杰诸谱(见吴洪泽《宋代年谱考论》第二章第二节《宋人所撰前朝人年谱》，四川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5-50页)，皆佚，故不论。又，两宋之际计有功编《唐诗纪事》卷一八录有《杜甫年谱》，此谱系直接钞撮吕大防谱而成者。吕谱之误，计书皆同，并非独立撰成之著述，故不单独列为一种。 ②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③台湾学者蔡志超有《宋代杜甫年谱五种校注》(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但仅限于对现存五种宋人杜甫年谱作文字校勘，不涉及五谱的相互关系与具体系年辨析。另，陈文华有《杜甫传记唐宋资料考辨》(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讨论杜甫家世与若干生平事迹，并非针对唐宋间杜甫传记、年谱相互关系的讨论。 ④所谓“杜甫传谱”，指在“杜甫年谱”之外，还加上元稹《(杜甫)墓系铭并序》、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两《唐书》杜甫本传、王洙《杜工部集记》等杜甫传记文献，故合称“传谱”。 ⑤蔡梦弼《草堂诗笺》引赵子栎注杜诗若干条，蔡锦芳《赵子栎未尝注杜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1期)指出此“赵注”乃赵次公注。故我们讨论赵子栎对杜诗的见解，只能从其《杜工部草堂诗年谱》出发。 ⑥《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史部·传记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15页。 ⑦《宋史》卷二四七，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册，第7242页。 ⑧参见杨经华《蔡兴宗籍贯、行履小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4期。 ⑨张忠纲先生《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文史哲》2006年1期)即力持“天宝九载”说，可参见。 ⑩另外，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六载：“老杜卒于大历五年，享年五十九，当生于先天元年。观其献《大礼赋表》云：‘臣生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以此推之，天宝十载始及四十，则是献《大礼赋》当在天宝九载也。”似乎在蔡谱、赵谱之外葛书亦独立为一家说。然考葛立方为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卒于孝宗隆兴二年(1164)，《韵语阳秋》又是其晚年之作，成书必在蔡谱之后，其说当从蔡谱而来。至少蔡谱、赵谱皆不受葛书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11)《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册，第764页。 (12)徐松撰，孟二冬补证《登科记考补正》卷八，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13)洪业撰，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14)陈文华《杜甫传记唐宋资料汇考》，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61-62页。 (15)按，当为“乙巳”。 (16)洪业则对蔡谱所提出的第一个缘由“在东川”提出质疑，而赞同第二个缘由(严武任职京兆尹而荐举杜甫为京兆功曹)，故系年范围扩展为762-764年，他最后选择了764年：“广德二年(764)杜甫的确得到了一份新任命，可能就是在他得知朝廷返回长安之后不久，杜甫的某些朋友毫无疑问向朝廷推荐了他。在《奉寄别马巴州》一诗的附注中，杜甫说：‘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此诗题下注曰：‘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我相信后半句是后来的某个注家添加上去的(很可能是王维桢)以表示此诗作于阆州，然而，根据杜甫为王刺史所作的表奏，阆州在那时应该属于山南，而非剑南。参见《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卷18.12a，《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19.11b，蔡梦弼卷20.9a。”(洪业撰，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185页)洪业对“在东川”为衍文的质疑版本证据不足，故不如仍依蔡兴宗两重证据的推理，以此事系于广德元年为稳妥。 (17)按，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杜子美诗笔次序辨”条载：“董君新序称，甫为淑妃皇父碑，在开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案是年甫才二十四岁，宜为少作。然按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按：应作二十三年)，然此碑乃其子婿郑潜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全宋笔记》第3编第4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黄氏此条文末注明写作时间为徽宗政和四年(1114)八月，其所引董氏“开元二十三年说”就今存文献情况未能判断与赵子栎“开元二十三年说”孰为先后，有无承袭关系。但就鲁訔年谱对“野老何知，斯文见托”的专门辨析来看，鲁訔考辨似针对赵子栎谱而发。另外，虽然黄伯思说已否定“开元二十三年”说，但黄说未得出结论，鲁訔说则提出“天宝十载”的合理下限。 (18)闻一多《唐诗杂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5页。 (19)萧涤非主编，张忠纲终审统稿《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347页。 (20)参见曾祥波《论杜诗系年的版本依据与标准》，《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