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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兴体制”与“断章取义” 大历元年(766)杜甫作《同元使君春陵行并序》，其序云：“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34)这里的“比兴体制”正是指《诗经》所开创的美刺规讽、有为而发、有所寄托的创作传统。杜甫诗《园官送菜并序》有“乃知苦苣辈，倾夺蕙草根。小人塞道路，为态何喧喧”之句，该诗自序云：“矧苦苣马齿，掩乎嘉蔬，伤小人妒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诗。”(35)“比而作诗”，在这里又是指一种创作手法，语义甚明。 在“比兴”的早期解释中，就存在修辞手法和美刺功能的双重含义。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郑玄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36)杜甫提出“亲《风》《雅》”“比兴体制”正是两层意思兼而有之，既主张委婉顿挫吟咏情志，又提倡恢复儒家传统诗学关注现实、讥刺时政的精神。金圣叹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杜诗《月》中批道： 此题最无分晓法……及至读其诗，反复哀怨，而后始知先生满肚忠君爱国，而当时又有不可显言者，于是托喻于月，以婉转摅其欲吐难吐之情抱也。设有嗔责之者，即不妨指题婉谢之曰：臣咏月也，非臣自咏。于是先生即一字之题，无不备极风人之遥深矣。(37) 又如《画鹰》批道：“末句不知其指谁，然亦何必问其指谁；自当日以至于今，但是凡鸟坏人事者，谁不为其所指。”(38)这种“不知其指谁”的做法，将个人情感予以托物言志、引譬连类、比喻引申，浑化圆融地加以表达，给读者留下解读的空间，造成作品意义诠释的无限可能性。杜甫的许多优秀诗篇正是运用“兴”这种富有中国本民族特色和想象力的方式加以表达的，而金圣叹对这种特性非常重视，他在批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有更详细的论说： 原来王宰此图，满幅纯画大水，却于中间连水亦不复画，只用烘染法，留取一片空白绢素……若入俗手，岂不于大海中央，画作无数丹崖碧嶂，瑶草琪花，白鹤青鸾，吹笙行乐。今王宰偏不尔，偏只于大水当中留得一片云气……看他不着笔墨处，便将太史公一篇《封禅书》无数妙句妙字，一一渲染尽情，更无毫发遗憾。(39) 正是这种“只用烘染法，留取一片空白”“不着笔墨处”的存在，使作品具有召唤性和无限的意义生成性，为读者的接受与诠释的主体性留下了广阔的天地，也使作品的意义具有更丰富的典型性和包容性。正如被金圣叹所称道的《羌村三首》中，杜甫写临到家时，能够使“千载后人，如同在此一刻”，能够用“一解二十字”“写尽归客神理”(40)一样，收到以少总多甚至以不写为写的效果。 因此，要实现杜甫诗作意义的丰富性，则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看诗法”。金圣叹批杜甫诗《水槛遣心二首·去郭轩楹敞》云： 昔所本无何必有，今所适有何必无。先生句不必如此解，然此解人胸中固不可无也。且端木“切磋”之诗，亦断章取义久矣。(41) 这里，金圣叹明确提出了其诠释杜诗的方法——“断章取义”，并标举出此种方法的运用范例——“端木‘切磋’之诗”。对“断章取义”这种解诗法持肯定态度者代不乏人。钟惺就说：“读孔子及弟子所引诗，列国盟会聘享之所赋诗，不有与《诗》之本事本文本义绝不相蒙者乎？夫诗，取断章者也，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42)沈德潜也说：“诗之为用甚广。范宣讨贰，爰赋摽梅；宗国无鸠，乃歌圻父。断章取义。原无达诂也。”(43) 事实上，早在汉代董仲舒就说过：“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44)其中所谓“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精神实际上与加达默尔对诠释学的定义是相通的。断章取义，唯须得情，只要作品中蕴含的情思在某一点上触发了读者的感想，就可以对其做出自己的理解，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金圣叹对杜诗的诠释正是这样，其实质上也是一种辗转生义的“兴”。所以，金圣叹释“兴”云： 兴之为言兴也。美女当春而思浓，志士对秋而情至。凡山川林峦，风烟云露，草色花香，目之所睇，耳之所闻，何者不与寸心相为蕴结？其勃然触发，有自然也。(45) 作家创作是目视耳闻与“寸心”“相为蕴结”“勃然触发”的结果，读者阅读作品与此精神相通，也有自己解读、诠释的主体性。杜甫以“兴”法作诗，金圣叹以“兴”法解诗，“兴”实为联系二者之枢纽。这样一来，读者从作品中获得的情思与作者写作时的情思当然就是一种相似而非相同的关系。因此，金圣叹强调：“先生未必如此作，吾不可不如此读。”(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