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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导词籍整理与校勘 由于我国文化源远流长，保留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而版本目录更是非常丰富，梁启超先生论曰：“古书传习愈希者，其传抄踵刻，讹谬愈甚，驯致不可读，而其书以废。清儒则博征善本以校勘之，校勘遂成一专门学。”[11]因此，校勘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代以校勘成名家者不乏其人。至清代乾嘉时期，朴学大兴，而隶属于朴学之一支的校勘之学更是趋于鼎盛：校勘大家迭出不穷，成就斐然。 民国时期，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系统总结了校勘学的四种方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校法四例”是对中国古代文献长期以来校勘工作经验和方法的总结，对于文献校勘工作具有非常有效的帮助作用与指导意义，故这四种方法得到了后人一致的赞扬。孙楷第评论说：“《元典章释例》捧阅再三，体大思精，盖为绝学，读之忻惊无似!清儒校勘最精，从无开示体例如公之此书所为者。”[12]而胡适则称之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13] 由于校勘学直接涉及读书的效果：“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14]而进行精校精注之后的“善本”，文献的版本、内容价值会因之而提升。词学校勘学因传统经史校勘而生，又因朴学兴盛而兴。经过精校精注的词籍炙手可热，版本价值亦因之而大增。 词籍校勘产生的不晚，据吴熊和先生考证，较早的校勘词籍的记载为宋庆元间吉州罗泌校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但由于词为小道的观念影响，词体校勘一直不为学人所重，词籍于元明散佚严重。明末毛晋在编刊《六十名家词》时采掇善本，多加精校，成为词集整理的典范。但是，毛氏父子对词集的校勘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只是尽量搜寻宋元旧本，因此错误仍然不少。 到了清代，由于词体地位上升，词学家们开始关注词籍校勘。由于词受格律限制很大，词学家们认为词有其独特的校勘方法，如郑文焯认为校词有其特殊性：“盖校词非研经可比。词以声律为主，必知律而后可与言词。”[15]严格说来，“律校法”与传统校勘方法并不矛盾。同时，也与传统校勘方法不是平行关系。“律校法”是更加充分利用传统校勘中的本校、对校、他校三种方法，并利用词的格律、句法、用韵等情况来完成词籍校勘任务，并达到去伪存真、辨讹甄订校勘效果的一种有效方法。 最早提出“律校”校勘条例的是万树，他在编制《词律》过程中反复比斟，系统提出了“律校法”。他总结了三种通过词律规律校勘词作的方法：(1)依“去声字例”校勘；(2)依和词用律情况校勘；(3)依“上入可以代平”校勘。并在编制《词律》过程中多有运用。之后，郑文焯提出的“入声字例”，补充了“律校”方法一条。自此，“律校”方法基本确定为四种。万树又在编制《词律》时校勘过词调的调名，分章、分句、字声、用韵等问题，得到了清代中后期词学家的肯定与采用，系统总结了依律校勘的具体对象，如清代中期的戈载利用韵部来校勘唐宋词的用韵问题，方成培、张文虎、郑文焯等人“依律校对俗字谱”，王鹏运提出“依律校对衬字”。而朱祖谋全面总结“律校法”的校对对象：(1)依律校宫调；(2)依律校调名；(3)依律校句法；(4)依律校字声；(5)依律校用韵；(6)依律校分片。郑文焯在批校词籍过程中，更是大力弘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晚清时期，词籍校勘之学日渐兴盛，“王鹏运校词而成为专门之学，则直待至《疆村丛书》而臻于完善”。[16]而作为词学校勘中的一种有效方法，“依律校词”亦被词学家们重视，最终形成了一套体系完整而严谨的校词方法。 “律校法”作为词集校勘学上一种全新的方法，得到了清代词学家的肯定。他们一方面根据在研讨词律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律校法”，另一方面，他们努力在校勘与整理词集中采用这种特殊的校勘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词籍校勘与整理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并最终促使这种方法上升到了校勘思想的高度。 综而论之，清代词学家于词律学上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针对词的声律特征、格律特征，以及声律与格律之间的关系，词律的宽严程度与词创作之间的关系、词律的内部特征、词律研究所涵盖的范围等方面进行了非常细致深入的研究，最终构建起了一整套结构严谨、内容丰富的词律批评体系，大大丰富了清代词体学研究的内涵，规整了清代词人的创作，为词籍校勘提供了新方法。清人在词律学上的努力值得我们学习，为今天的词学研究尤其是词体学研究提供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