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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宋词本体特质认知日渐深化 自明人开始制作词谱书籍起，人们便开始按近体诗的平仄、韵部填词，词体逐渐沦为诗体的一种，自身的特质逐渐丧失。这种做法影响到了清代初期，加上清初词学家们的“尊体”行为，词体的文体地位进一步被抬升，词学批评也日渐被纳入到诗学批评范畴中。 从词乐研究来看，由于词乐散佚，唐宋词本来面目如何，这是清代词学家一直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虽然有些词学家如邹祗谟、王士禛等还在探析词为乐体的本质，然而却阻挡不住时代大潮，正如近人蔡桢在其《乐府指迷笺释》中所指出：“义父教人留意去声字，参订古知音人曲，及入可代平，去勿代上诸说，乃为协律者开一方便法门。清万红友祖其说而成《词律》一书，以后填词者，遂以守声家名作之四声，为尽协律之能事，法盖滥觞于此矣。”[2]格律谱成为清人创作的主要规范。 康熙之时，浙西词派兴盛，他们标举姜(夔)、张(炎)，以“清空”作为论词、填词的最高主旨。而姜夔、张炎谨守音律的做法，无疑使浙西词派在推尊姜、张的同时，将词乐研究也提上了日程。到了清中叶，方成培、凌廷堪、陈澧诸人开始专门研究词乐，在词乐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方成培《香研居词麈》专门探讨词乐理论，解答了词乐的一些概念、范畴，考证了二十八调的结音，成就颇大。凌廷堪的《燕乐考原》则是清代最早开始探析燕乐体系与燕乐理论的书籍。《燕乐考原》一书结构非常严谨，每个章节之间都有严密的逻辑关系，是书有总论，有后论，于二十八调各有条辨，复为燕乐表以明之。“全书条理粲然，不枝不蔓，浑然一体，古人著述中如此严密结构的尚不多见。”[1]148正由于词乐研究的深入，从清代中期开始，词学家对词体的认识日渐深刻，“词为唐宋之时的俗乐乐体”之观念最终成为学界共识。 当然，谨守声律的词学家也意识到单纯从词乐角度不可能振兴创作，于是他们折中处理，采用曲体四声的表达方法来表达词律。万树因之而设立“四声”体系，四声体系无疑是格律体系最靠近唐宋词本貌的，于是以四声填词成为谨守词律的一种标准与规范。 从词韵来看，唐宋词用韵情况比较复杂，词学家很难对词韵的韵部情况进行归纳。然词韵又是词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词体有着特殊的意义。词的韵位是每个乐调乐曲行进过程中停顿的地方，沈义父曰：“词腔谓之均，均即韵也。”[3]张炎的《讴曲旨要》谈道，“大顿声长小顿促，小顿才断大顿续。大顿小住当韵住，丁住无牵逢合六”，整首词节奏的数量以及节奏的快慢变化、抑扬顿挫都要依靠韵脚的位置来调节，“字少声多难过去，助以余音始绕梁。忙中取气急不乱，停声待拍慢不断”[4]。而词韵的字声情况又与每个词调的结音、词调的声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周济论韵与词调声情之间的关系：“东真韵宽平，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感慨，各具声响，莫草草乱用。阳声字多则沈顿，阴声字多则激昂。重阳间一阴，则柔而不靡。重阳间一阳，则高而不危。韵上一字最要相发，或竟相贴，相其上下而调之，则铿锵谐畅矣。”[5]韵脚所属韵部的不同是每个词调乐调特殊声情的基础。 自沈谦《词韵略》开始，词学家们对词韵的研究日渐深刻，之后出现了大量的词韵书籍，其中以戈载《词林正韵》最为著名，《词林正韵》的刊刻，标志着词韵书籍达到了空前的严密。这些词韵书籍代表了清代词学家在词韵上的努力，他们以自己独立的思考来审视唐宋词的用韵情况，并提出对唐宋词用韵情况的见解与认识，使人们对唐宋词体的认识逐渐加深。 而王鹏运在《词林正韵·跋》中对宋词声韵的演变过程更是有非常中肯而精彩的揭示： 夫词为古乐府歌谣变体，晚唐、北宋间，特文人游戏之笔，被之伶伦，实由声而得韵。南渡后，与诗并列，词之体始尊，词之真亦渐失。当其末造，词已有不能歌者，何论今日。故居今日而言，词韵实与律相辅，盖阴阳、清浊，舍此更无从叶律，是以声亡而韵始严。[6] 词最早为乐体，而晚唐、北宋间被文人驯化为文字游戏，而南渡后，很多词人开始“以诗为词”，“词之体始尊，词之真亦渐失”。而宋末词乐就开始散佚，王鹏运大体勾勒出了词体发展变化的过程。他指出的词乐亡佚、词体地位上升之后，清人“舍此更无从叶律，是以声亡而韵始严”的规律，更是一语道破了清代词学家于词韵上努力的原因，斯论诚然也! 清代词学家于词体学上的努力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深入唐宋词本体内部，窥到了唐宋词的许多特质，给人们对词体的正确认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些认识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但相对于明人的认识，已经是大为深刻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