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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元末倪瓒写诗用典，未注意其中不妥，可能是因为实际语音中支思与皆来韵音近，而当时“索索”作萧索解，已经在宵豪韵，和皆来韵的“客”有些远；另一方面也反映当时所见通行本恐怕已多作“瑟瑟”了。 三 已知“索索”至少在南宋中后期就已被改为“瑟瑟”。以博学著称的杨慎为何又会犯这种错误呢？这还要从明中叶的语音演变说起。 王力的《汉语语音史》认为明清入声与元代入声的区别是“元代入声多转为上声，明清入声多转为去声”，而且“明清的入声的分配已经接近现代了”。麦耘在反映明中后期官话音的李登《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里，发现入声二质中，瑟注为师入声，是［］，又见于九陌，与色、啬等字同音，当读［］（见《汉语语音史上的韵母》）。按色、啬正是皆来韵的字，和客同。考虑到官话系统入声已经派入三声，而且当时人未发现“瑟”与“客”押韵的不妥，“瑟”的“师入声”读音可能已经从当时的官话系统中消失。 所以，这一时期语音变化的结果是，“索”仍然为上声。而“客”在全元曲里入皆来韵92次，车遮韵仅1次。不过至迟到了明中晚期，“客”字在官话系统中，当已为车遮韵。这在当时谣语材料里可以体现。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记载： 明天启间客氏魏忠贤用事，当时有‘茄花委鬼’之谣，盖京都语‘客’如‘茄’也。《元史》怯烈氏或作克烈。英宗国语谥曰‘格坚皇帝’，石刻有作‘怯坚’者（泰安府东岳庙圣旨碑），盖亦读‘格’为‘客’，因与‘怯’相近也。 钱氏讨论的虽然是声母问题，但据此可知明天启间京都“客”字与茄、格、怯等音近，主元音应当同是［］。所以“客”和“瑟”，主要元音和声调相同。杨慎等当时人用官话读，未加深究，加之无作“索索”的善本参照，自然不会察觉其中不妥。 回头看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泪》前四句：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别。 前四句明显对白居易原文进行了改动，而且有意让“客、别、瑟”押韵。其中“别”，是车遮韵，有可能是明人改写。 由于实际语音的改变，南宋以来的白集误本，还导致后人改动其他古书。《全芳备祖》的明毛氏汲古阁本、《文苑英华》明隆庆元年刻本、《方舆胜览》《事文类聚》的四库全书本都被改为“瑟瑟”，可见误本的流弊。 就今天来看，现代北京音，瑟、客都是开口呼去声，主元音相同，而索是合口呼的上声，读音区别较大。因此我们读《琵琶行》中“瑟”“客”当然较“索”“客”相押朗朗上口。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