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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桐城后学选本与“家法”传承 方、姚的选本批评及其构建起来的桐城文论对桐城后学的散文选本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后来桐城派选本选文定篇、文风取向的自觉理论依据。后来的古文选本如姚椿《国朝文录》、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蒋瑞藻《新古文辞类纂》等，或以此为准的，或以此为参照，或以此为增益，使桐城派及桐城文论得到广泛宣扬。姚椿师从姚鼐，“论文必举桐城所称”[8](P13419)，是名副其实的桐城派中人，他所编选的《国朝文录》“依桐城姚先生《古文辞类纂》例，而卷之离合、序次之先后，微有不同”[9](卷首)。其自序云：“其意以正大为宗，其辞以雅洁为主，中间小有出入，要必于理无甚悖者，然后辑焉。”[9]追求意之“正大”、辞之“雅洁”，这正是对方苞“义法”说的复述与强调，带有鲜明的桐城烙印。其门人吴江沈曰富《国朝文录述例》云：“录中所选，自序已言其概，曰明道，曰纪事，曰考古有得，曰文章之美，有一于此皆在所采。”[9](卷首)要求所选文章有“明道”、“纪事”、“考古有得”、“文章之美”的特质，除“纪事”标准为其个人所创，其余三者分别对应了义理、考据、词章，与方、姚的标准一脉相承。杨彝珍师法桐城，其《国朝古文正的凡例》云：“斯编耑择高古深厚之文录之。其言性理、考据、官牍者不录，以有涉三者之文，便不入古。”“斯编于所录原文，有词近俚而伤繁者，间为芟薙之。然不敢窜改。”[10](卷首)强调选文的雅洁、高古，与桐城文论一致。王先谦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桐城派中人，但其《续古文辞类纂序》云：“惜抱《古文辞类纂》，开示准的，赖此编存，学者犹知遵守。余辄师其意，推求义法渊源，采自乾隆迄咸丰间，得三十九(注本为三十八)人。”[11](卷首)也明显体现出以桐城义法为标准的选文宗旨。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体例上虽与姚选略有出入，选文标准却是“凡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有一不备者，文虽佳不入”[12](卷首)，一以《古文辞类纂》为准的。 姚鼐《古文辞类纂》对其后的桐城派选本分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兆麒《国朝古文所见集》将所选文章分为十二类：论著、说、序、题跋、书、赠序、寿序、传、碑、墓志铭、哀辞、记，分类多来自姚选，赠序为姚选以前文体分类所无，《国朝古文所见集》直接借鉴姚选分类。姚椿《国朝文录》按文体分为十七类，分别是论辨、序跋、奏议、书、赠序、杂记、碑、表、志、铭、传状、赋、颂、箴、铭、赞、祭文，在遵循姚选的基础上稍有变化。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分类和编排体例完全仿照姚氏，只是略有调整：诏令、奏议、辞赋三类没有收文，书说类有书无说，赞颂类有赞无颂。《古文辞类纂》的分类对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曾国藩以《古文辞类纂》的分类为基础，将其书说类改为书牍类，颂赞类和箴铭类附入词赋类下编，传状类、碑志类合并为传志类，并去掉了姚选的赠序类，增加了典志类和叙记类，将文体分为三门十一类，显得更为精当。而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在文体分类上则兼采姚、曾二人之长，保留了姚选的所有类目而不作改动，又增加了曾选的典志类和叙记类，类目更加细密完善。可见方、姚选本之重要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櫆也有通过编选散文选本来构建与宣扬其文论思想的举措，萧穆《刘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选〉序》云：“先生论文主品藻，所选之本，广大宽博，评定精审。惜抱先生尤以识胜，其《古文辞类纂》所录八家之文，大约皆未甚出先生之范围也。”[13](P40-41)指出刘大櫆以“品藻”论文，并编有《唐宋八家文选》一书，该书对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姚鼐所选唐宋八大家之文，基本没有超出刘选范围。但因为各种原因，此书最终未能刊刻流行。《唐宋八家文百篇》(又称《精选八家文钞》)是刘大櫆编选的重要散文选本，据付琼考证，该书有道光三十年(1850)徐丰玉刻本、光绪二年(1876)刘继覃怀刻本、光绪二年刘继邢丘刻本三个版本。[14]杨新平则认为此书是在《唐宋八家文选》基础上精选八家文百篇而成，并指出其评文特点是：以“品藻”衡文；辨字句，审音节；注重文章起结之法。[15]但由于该书刊刻较晚，流行不广，未能像方、姚选本那样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故本文未展开充分论述。 要之，选本批评与桐城派文论构建密切相关，桐城派文论促进并规范着选本的编纂，选本批评则指导着桐城派的创作并引领理论的不断发展。这种独特的选本批评视野对于深入考察桐城派的文论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