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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姚鼐为文八要素与其选本批评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继承方苞的“义法”说，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统一的文论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八要素，从而完善了桐城派的文论体系。方苞将他的义法理论投射于《古文约选》，姚鼐则将他的古文思想付诸《古文辞类纂》的编选实践。《古文辞类纂》初稿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后屡经姚氏本人删改修订，姚鼐一生的论文宗旨与作文门径都于此书中有所体现。 姚鼐面对汉学大兴、考据盛行的时势，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统一的文论主张，以维护古文和理学，其编选《古文辞类纂》也体现了三者的相统一。他在《序》中说：“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4](卷首)强调文章的“道”，即是其对义理的重视。在具体评文中，也注重揭示文章义理，如评韩愈《原道》：“论仁义道德，是求其端。自古之为民以下五段，皆讥其末之事。”又云：“此段辟佛，承弃父子君臣。”[4](卷2)评韩愈《师说》有云：“授句读及巫医、药师、百工，未尝非授业，但非传道解惑耳。此两段明是以授业之师陪传道解惑之师。而用笔变化，使人不觉。”[4](卷2)均是逐段指出所选文章之义理之所在。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也作了不少校勘考证，如贾谊《过秦论上》有“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一句，姚鼐考证说：“《汉书》作‘仰关’，《史记》作‘叩’。鼐按：对下‘开关’字，作‘叩’为当。师古乃讥作‘叩’字是流俗本，非也。”[4](卷1)又如柳宗元《封建论》有“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一句，姚鼐云：“‘叛人’、‘人怨’皆是‘民’字，避讳后未改耳。”[4](卷2)在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疏》中据南宋本《王荆公集》改正两段错简颠倒。[4](卷20)司马迁《报任安书》有“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一句，姚鼐云：“《汉书》无此十二字，鼐疑太史公‘公’字乃‘令’字，《文选》传本误耳。”[4](卷27)体现出其考证(考据)思想。姚鼐对每一类文体都述其源流，将每类文体的渊源上溯到经、史、子，但在具体选文定篇时却不选经、史、子类的文章，即是其重视文章、突出选文文学性的表现。姚鼐所选文章，一定是该文体比较成熟、具有文学性的作品，体现了姚氏独特的选文眼光和精审用意。评文时，也注重揭示其文章(词章)特色，如评柳宗元《封建论》云：“真西山云：‘此篇间架宏阔，辩论雄俊，真可为作文之法。’”[4](卷2)评李翱《复性书下》云：“海峰先生云：‘文特劲健而飘洒。’[4](卷2)评苏洵《乐论》后云：“茅顺甫云：‘论乐之旨非是，而文特袅娜百折，无限烟波。’又云：‘苏氏父子于经术甚疏，故论六经处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纵横，往往空中布景，绝处逢生，令人有凌云御风之态。’海峰先生云：‘后半风驰雨骤，极挥斥之致，而机势圆转如辘轳。”[4](卷3)都是立足于文章自身，就布局、文风作出评价。对文章意旨的揭示，对文中字句的悉心考证，对布局谋篇、审美特征的评点，表明姚鼐在选本批评中也贯穿了其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统一的文论主张。 姚鼐又提出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为文八要素：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4](卷首) 吴孟复对这八个字的解释是：神，就是王士祯讲的“神韵”之“神”；理，即合于事物之理；气，指“气韵”；味，即姚永朴以“意味”、“风味”、“兴味”解之；格，指文格；律，即陆机所说的“文律”，亦即“文法”，或者说是“作文之法”；声，姚永朴说“声音，就大小、短长、疾徐、刚柔、高下言之”；色，姚永朴谓是“就清奇浓淡言之”，“所以助文之光彩，而与声相辅而行”。[5](P105-108)姚鼐认为“文之精”的“神、理、气、味”要通过“文之粗”的“格、律、声、色”来把握和理解，最后能达到“御其精而遗其粗者”[4](卷首)的境界。这八个字是姚鼐概括的散文艺术要素，它们既有层次的区别，又相互有依存关系，使桐城派理论更加细密、完整。 “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为文八要素不但是《古文辞类纂》的选文依据，也是姚鼐评判文章高下的美学准则。现将《古文辞类纂》的部分评语摘抄于下： 太史公年表序托意高妙，笔势雄远，有包举天下之概，孟坚此文多因太史公语，议论尤密，而文体则已入卑近，范蔚宗以下史家率仿之。(评班固《汉诸侯王表序》)[4](卷6) 方侍郎云：“古雅澹荡。”(评柳子厚《辨列子》)[4](卷7) 雄肆之气，喷薄横出，汉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后盖希有矣，况东京而降乎？(评贾山《至言》)[4](卷8) 海峰先生云：“含蓄深婉，颇近子长，退之文以雄奇胜人，独董邵南及此篇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不可及。”(评韩退之《送王秀才含序》)[4](卷31) 《宜黄》、《筠州》二记，论学之旨皆精甚。然《宜黄记》随笔曲注，而浑雄博厚之气郁然纸上，故最为曾文之盛者。《筠州记》体势方幅，而气脉亦稍弱矣。(评曾巩《宜黄记》、《筠州学记》)[4](卷55) 这些都是按照八要素来评价所选文章的艺术特色，突出所评之文的审美特质。更为重要的是，姚鼐多次引用方苞、刘大櫆对所选文章的评语来显现所选之文的“当”，这更使《古文辞类纂》成为以方、刘、姚为核心的整个桐城派文论的综合体现。 《古文辞类纂》是桐城派推行其文论思想的重要载体，因此后来桐城派作家都将此书奉为宝典，如方东树说：“此编之纂，将以存斯文于不绝，绍先哲之坠绪。”[6](卷7)吴汝纶说：“因思《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7](P231)可见桐城后学对该书推崇备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