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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秦赋类作品探源应取的理路 从班固算起，先秦赋类作品的探源已经将近两千年，取得一系列进展。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必须置于大文化的背景之下，秉持赋源多极论的理念，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切入，这已是当代学界比较普遍的共识。对此，汤漳平先生写道： 赋的产生，除了像传统所认为的是骚出于诗，赋出于骚之外，赋也深受战国时策士和诸子辩难之风的深刻影响(在《对楚王问》《登徒子好色赋》中这种影响的痕迹特别明显)，从而形成了修辞华丽、铺排精细和反复辩难的特点。宋玉的赋作说明，是战国时代的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时代风尚酝酿了“赋”体文学的成熟，而宋玉，正是赋体文学之祖[16]358。 汤先生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和战国风尚两个方面论述赋类作品的原始生成，可谓不刊之论，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先秦赋类作品探源的历史总结。对于先秦赋类作品主客问答的结构模式、铺张扬厉的文风、修辞华美等方面的因素，以往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找到它们相对应的作用力，把它们看作是历史合力发挥在作用的结果。但是，这种探讨基本还是停留在对文学、历史普遍性的把握层面上，而对先秦赋类作品历史生成的特殊性，还缺少深入的揭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如果只是停留于对普遍性的把握，那么先秦赋类作品的探源就只能限于描述常见的表面现象，而无法触摸到赋类作品原始生成的特殊规律。主客问答的结构模式、铺张扬厉的文风、华美的修辞，是战国文学普遍的属性。对这些属性历史探源所得出的结论，适用于先秦赋类作品，同样也适用于战国其他一些文学作品，如楚辞、《庄子》等。既然如此，对先秦赋类作品深入地进行探源，就必须立足于它的特殊性，采取一些有别于以往的操作方式。 (一)根据赋类作品的时段、类型，分别追寻源头 根据赋类作品时段分别追寻源头，首先是把先秦赋类作品与汉赋加以区分，不能把对二者的探源混淆在一起。如前所述，清人章学诚对赋类作品所进行的探源，主要是针对《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而发，兼顾先秦和西汉的作品，未能将二者加以区分。由此而来，他所给出的结论往往不够严密，经不起推敲。“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这两个结论对于西汉赋是适用的，它的源头确实可以追溯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可是，用它们来解释先秦赋的生成源头，就根本无法圆通，因为宋玉、荀子赋的写定早于《韩非子》《吕氏春秋》的成书。再如，章太炎先生称“纵横者，赋之本”，这个命题用于西汉赋探源是可行的，因为那个时期的著名赋作家枚乘、司马相如等，确实挟带战国纵横之士的遗风。可是，把这个命题用于先秦赋类作品的探源，就会扞格不入。 根据赋类作品的时段分别追寻源头，其次是把宋玉赋和荀子赋加以区分。宋玉赋的写作时段早于荀子赋，因此，对荀子赋的探源，应该把宋玉赋作为考察对象，如果二者有相通之处，宋玉赋就是荀子赋最直接、切近的源头。当然，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确实存在，仅从把成段的四言诗句纳入作品而论，二者就存在源与流的关系。 宋玉赋和荀子赋作于不同时段，而且属于不同类型，因此，《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把它们置于不同的栏目，古人对二者的评价也是轩轾不一。宋玉赋和荀子赋不但文本形态差异甚大，意义指向亦相去甚远。如果对于这两组异质异形的作品不加区分，捆绑在一起进行探源，势必只能从作品的共性方面加以考察，得出的必然是常见的、带有普遍性的结论。这种结论可能对二者都适用，却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 (二)锁定先秦赋写物图貌的基本属性和功能 《文心雕龙·诠赋》对于赋类作品的基本属性和功能反复予以界定。先是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中间又称赋是“极声貌以穷文”。篇末赞语又写道：“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9]49-50《文心雕龙》各篇结尾的赞，是对全篇的概括和总结。刘勰把赋类作品界定为“写物图貌”，揭示出赋类作品的基本属性和功能，也符合宋玉、荀子赋的实际情况。后代对宋玉、荀子赋所作的评论，往往以写物图貌的角度切入。明人陈山毓《赋略序》写道：“披形错貌，綦态而极妍，胎于《高唐》，成于《子虚》，辞人之绮艳。”[8]340这里所说的披形错貌，也就是刘勰所说的写物图貌，是对外在客观事物的艺术再现。清人程廷祚《骚赋论中》论述宋玉赋有如下一段：“观其《高唐》《神女》《风赋》等作，可谓穷造化之精神，尽万物之变态，瑰丽窈冥，无可端倪，其赋家之圣乎！”[7]卷三程氏充分肯定宋玉赋的状物功能，认为在这方面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荀子赋五篇，以谜语体制呈现，分别对礼、智、云、蚕、箴加以描绘，也是写物图貌，当然，其中包括属于上层建筑和精神层面的元素，是广义的咏物。 宋玉、荀子赋的基本属性和功能是写物图貌，既然如此，对先秦赋类作品的探源就应该从这个角度切入，找出先秦赋类作品生成之前的相关文献，把它们与宋玉、荀子赋加以沟通，揭示写物图貌传统的历史生成。宋玉、荀子赋的写物图貌，确实可以从此前的文献中找到它的声生成根据。 从春秋后期开始，社会上勃然兴起一种风尚，就是用铺张扬厉或是精雕细刻的方式再现各类客观事物，这种风尚在战国时期仍然持续，并且愈演愈烈。宋玉、荀子赋的写物图貌，就是这种社会风尚所孕育。如果对写物图貌的题材类型加以划分，会找出许多与宋玉、荀子赋相通的案例。宋玉有《风赋》，是以自然物为描写对象。而《庄子·齐物论》对风所作的描绘，已经穷神入化。荀子有《云》赋，也是以自然物为描写对象，《庄子·在宥》篇有云将遇鸿蒙的寓言，屈原的《九歌·云中君》则是为祭祀云神而作，已开荀子《云》赋的先河。至于宋玉《对楚王问》对鲲鱼所作的叙事，则与《庄子·逍遥游》描写鲲鹏的段落异曲同工。宋玉赋有对神女、美女所作的传神描写，属于人物刻画方面的写物图貌。《老子》一书则反复出现对于悟道之士的精心刻画，主要见于第十五、二十、五十五章，其中第十五章把“古之善为士者”刻画得神形兼备，惟妙惟肖。明释德清称：“夫为不可识，最难形容，特强为之形容耳。”[17]53所谓的“强为之形容”，就是用文学笔法加以展示，此章采用连续比喻的方式为玄妙幽通之士画像写真。宋玉在刻画人物时所用的精妙笔法，《老子》书中已见端倪。荀子的《礼》《知》二赋，是对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对象加以描绘，属于广义的写物图貌。类似的案例在此前的文献中也可以见到。《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季札观乐对于《颂》所作的评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载北宫文子对威仪所作的描述，均是运用一系列排比句式，大肆夸张渲染，极富理想色彩，可视为荀子《礼》《知》二赋的滥觞。 从写物图貌的角度切入，对宋玉、荀子的赋类作品进行探源，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当代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所尝试。吴广平教授称：“宋玉《钓赋》描写玄渊善钓可以和《列子·汤问》描写詹何善钓比照。”[18]124叙述垂钓事象，也属于写物图貌范围，这是把宋玉赋与《列子》相沟通。宋玉有《大言赋》《小言赋》，《晏子春秋·外篇》则有齐景公、晏子以大、小为题的对话。对此，伏俊琏教授称这篇故事：“节奏感很强，是一篇韵诵体杂赋性质的作品，与宋玉《大言赋》和《小言赋》是同类作品。”[19]219他所下的判断是正确。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进行探索，《大言赋》《小言赋》的生成源头就会显示出来。从写物图貌的角度切入探讨先秦赋类作品生成的源头，目前还处于零散操作的状态，没有形成体系，也缺乏应有的自觉意识，还有许多可供开拓的空间。 (三)关注先秦赋、散句用韵的行文规则 宋玉、荀子的赋类作品，所用的句式有四言诗句、骚体句、散文句。四言诗和骚体是诗歌句式，必须押韵，宋玉、荀子赋出现之前就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宋玉、荀子赋所用的散句也押韵，成为先秦赋类作品一个鲜明的特色，并且引起古人的关注。宋代周必大在评论宋玉《风赋》时写道： 此赋体似散文，但其渐画风处，有王者、庶人不同。且押脚俱用韵，自是赋体，已开《赤壁》《秋声》等赋之先[20]1745。 周必大把散句用韵看作是赋类作品的一个特色，并且指出宋玉《风赋》在这方面所起的奠基作用，可谓慧眼识珠。 散文句式而用韵，这种情况在春秋及此前的文献中极其罕见。进入战国阶段，散句用韵的典籍大量涌现。这种风尚的形成，源自战国时期唯美之潮的泛滥。就文字表述而言，战国时期的唯美思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词语的应用精雕细刻，追求华美工巧。二是篇章结构精心调遣，花样翻新，其中包括主客问答的设置、寓言故事的连类相次等。三是作品风格的铺张扬厉，恢廓声势。第四则是追求声韵的和谐。对于战国散文往往用韵这种做法，应该放置到整个唯美之潮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如果对先秦赋类作品的探源忽略其散句用韵的特点，那么，所作的探源就不能完满，也不可能彻底，它在艺术上的生成母体无法全部找到。 从散体用韵切入探讨赋类作品的源头，当代学术界已经发轫。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篇题为《十问》的医学文献，所用的基本是散文句式，但是押句尾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对此，谭家健先生写道： 据专家研究，这批医书可能是战国末期楚人所作。而宋玉正是楚人。中国历来有以赋体作医书的传统，如《药性赋》之类，其发轫盖自战国始。它们虽然不属于文学作品，但在我们考察赋体起源时却是不可不予以注意的。 谭先生还列举《管子·四称》《战国策·楚策四》所载《庄辛对楚襄王》，用以论证战国散文往往散句为主而兼用韵语，并且把它视为汉代散体赋的一个源头。谭先生主要是对汉赋探源，这种做法富有启示性，对于先秦赋类作品的探源，同样可以从散句用韵切入，寻找在这方面的生成母体。 战国文献存在大量散句用韵的案例，这种现象近些年更加引起学界的关注，并且与赋类作品相勾连。伏俊琏教授《先秦赋钩沉》一文罗列先秦赋五十二篇[19]207-226，其中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他所认定的赋类作品，除了宋玉、荀子所作之外，还有许多出自史书和子书，有的就是散句用韵。《晏子春秋》也有散句用韵的段落，马世年教授把其中有些段落称为古赋[22]312-316。总之，把战国文献中的散句用韵与先秦赋类作品加以贯通，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是先秦赋研究的可喜进展。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于把战国文献散句用韵与宋玉、荀子赋相比照，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先秦赋在声韵方面探源的问题，因为这种沟通和比较还无法分清孰为源、孰为流，是那些赋类作品以外、散句用韵的文献在前，还是宋玉、荀子赋在前，抑或是它们处于同一时段，这是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但也并非无法解决。在这个艰深的领域，古音韵学者捷足先登，已经作出创造性的成果。赵彤教授的《战国楚方言音系》第二章第二节专列“‘屈宋庄’用韵的调类分析”板块，把屈原、宋玉的作品与《庄子》一书用韵的调类加以分析，这就为宋玉赋散句用韵的探源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线路图，即从楚音系系统上溯它与屈原作品及《庄子》的渊源关系。书末附录一“‘屈宋庄’及郭店楚简《老子》《语丛四》韵谱”，则为考察宋玉赋散体用韵的源头提供了可操作性很强的钥匙。如耕部平声韵谱前半部分是屈原作品用韵统计，后半部分节录如下： [宋玉/高唐赋]荣荧精星形；嵘冥声经；平生菁并；星声倾苹。[宋玉、神女赋]生莹形精。[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荣声生。[庄子/养生主]名刑经。[庄子/人间世]荧平营形成；成生刑。[庄子/德充符]形情。……[老子甲]清生盈09；生成形盈15；成生21。[老子乙]成声形12[23]146。 根据这个韵谱，对于宋玉赋的散句用韵源头，就可以依次上溯到屈原的作品，《庄子》及《老子》。《老子》的成书远远早于宋玉所处的时段，可以从那里找到宋玉赋散句用韵的最初源头。《庄子》的成书经历过漫长的历史阶段，但是内篇出自庄子之手，也早于宋玉所处时段，从那里可以找到宋玉赋散句用韵的第二个源头。至于屈原创作的楚辞作品，与宋玉赋的关联更为密切，从那里可以找到宋玉赋用韵的直接源头。以上所论只是耕部平声韵的情况。其他韵部依此类推、均可以在楚音系统追溯宋玉赋散句用韵的源头。 从声韵系统切入追溯宋玉、荀子赋的源头，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还有许多疑难问题有待解决。荀子赋也有许多散句用韵，那么，这几篇赋用韵源头是在楚音系统，还是在齐音系统，抑或是在二者之外？荀子长期生活在齐、楚两地，他本身又是赵人，因此，声韵方面的探源较之宋玉赋更加复杂。再如，先秦赋类作品的用韵，不但涉及韵部，还存在押韵方式的问题，即用韵的位置、频率等，这也需要通过量化统计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找出源头。从声韵角度切入对宋玉、荀子赋进行探源，属于攻坚克难的学术运作，目前还是薄弱环节。但是，对先秦赋类作品的探源必须深入到这个层面。否则，就无法展示先秦赋类作品深远的渊源、牢固的根底，也不可能全面反映战国唯美之潮在赋类作品中的体现。 (三)聚焦于特殊的句式、句类 句子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结构和语义单元，采用什么样的句式、句类，很大程度上决定作品的文本形态及其功能效应。先秦赋类作品的文本形态多种多样，所用的句式、句类也不拘一格。其中有些句子是比较常见的，很容易在先前的文献中找到它的来源。如，四言诗句可以追溯到《诗经》，“兮”字内置句可以追溯到《离骚》，有些散体用韵的句子可以在先前的诸子散文中找到同类案例。宋玉、荀子赋类作品还有一些特殊的句式、句类，它们在先前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较低，不太引人注意。而对于宋玉、荀子的赋类作品而言，又正是它们的特色，所以追溯这类句子的来源，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宋玉散体赋大量运用三言排比句式，这种句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皋陶谟》所载的《赓歌》《周易》爻辞及《诗经》的三言句。从这个意义上说，宋玉赋三言句是对古老句式的回归，具有复古倾向。可是，如果进一步考察宋玉赋三言句的运用情况，又会发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在所用三言句的数量、结构、功能等方面，均与作为源头的上述典籍存在明显的差异。而汉代散体赋所用的三言句，又直接脱胎于宋玉的散体赋。由此而来，对宋玉三言句的追本溯源，同时又具有疏通流脉的作用。 对先秦赋类作品特殊句式、句类的溯源，必须在精细方面下功夫，而不能做简单化的处理。宋玉、荀子赋都有“兮”字置于句内的案例，按照通常惯例可称为骚体，再进一步具体划分可称为《九歌》体，这是人们的普遍看法。《九歌》体的基本句式是“兮”字内置于句子的中间部位，“兮”字前后的句子长度大体匀称。可是，宋玉、荀子赋的有些这类句式，“兮”字前后的词语数量不是大体一致，而是前短后长、相差悬殊。面对这种情况，对于此类句式的源头就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九歌》，而应该到其他早期文献中去寻找。这类句式与《九歌》句式可以说是大同小异，而不是迥然有别，对它们所作的探源应该关注的是小异，而不是二者之间大体相同的一面。 铺张扬厉是战国文风的普遍特点，这种行文风格往往大量运用排比句，宋玉、荀子的赋类作品也是如此，体现的是战国文风的共同趋向。宋玉赋的排比多是三言短句，这是与其他战国文献相异之处，体现的是特殊性、是作品的个性。荀子赋的排比则多用长句，有的句子多达十多字。如果仅仅如此，在此前的文献中不难找到同类例证。可是，荀子赋的排比句，每句末尾都缀以语气词，陈述句缀以“也”，疑问句缀以“邪”或“与”。这种类型的排比句，是荀子赋的特点、个性，对它进行探源，可供依托的材料就比较有限，正因为如此，对它所作的探源也才真正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对宋玉、荀子赋类作品的追本溯源，在具体操作方式上划分作品的时段和类型、锁定先秦赋写物图貌的属性和功能、关注散句用韵、锁定特殊句式和句类，都是从先秦赋类作品的特殊性切入，而不是对历史普遍性的一般描述。这种操作方式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先秦赋类作品有多个源头，是赋源多极论。特殊性与多源论的有机统一，是先秦赋类作品探源的必由之路，也是研究者应当秉持的理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