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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对先秦赋探源所给出的结论，经历的是由单源论到二源论、再到多源论的演变过程，各有其合理的逻辑前提和事实依据。以往的赋源论也出现一些以偏概全的命题，需要加以拨正。对先秦赋类作品的追本溯源，不能停留在对历史普遍性的把握和描述，而应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切入进行操作。具体方式是划分时段和类型、锁定写物图貌的基本属性和功能、关注散句用韵的行文规则，聚焦于特殊的句式、句类。特殊性与多源性的有机统一，是先秦赋类作品探源的必由之路。 关 键 词：先秦赋/探源理路/历史反思/现实应对 作者简介：李炳海(1946- )，男，吉林龙井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先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奠基期，也是赋类作品的初创阶段，宋玉、荀子就是赋类作品的开山鼻祖。对先秦赋类作品的原始生成进行追本溯源，至迟从东汉班固就已经正式开始。虽然历经将近两千年的漫长时段，但时至今日，对于赋类作品的起源仍在进行探讨，未能达成普遍的共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先秦赋类作品本身缺少准确的把握和透彻的理解，对与先秦赋类作品相关的文献未能融会贯通，以及学术理念和路数上的局限，都导致对先秦赋类作品的探源长期未能出现实质性突破。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梳理以往有关赋类作品起源的代表性论断，进行深入的考量和反思，在此基础上找出破解这个学术难题应取的理路，仍然具有必要性。对于先秦赋类作品的探源，固然需要历史的批判精神，但是，建设性的设想和举措显得更为重要。 一、赋类作品原始生成的单源、二源和多源论 对于赋类作品原始生成所作的探源，中国古代相继出现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即单源论、二源论和多源论。审视这三种看法的逻辑前提，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因素，是赋类作品探源必不可少的环节。 (一)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探源命题 关于赋类作品的起源，班固在《两都赋序》中作了如下解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1]1班固所说的“古诗”，主要是指《诗经》。他引用别人的话语，把赋类作品的源头锁定为《诗经》，并且表示赞同。为什么把赋类作品说成是《诗经》的流脉，班固在这里没有作更多的解释，而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2]176。 班固从两个方面论述赋类作品的源头是《诗经》。首先，初期赋类作品出自学《诗》之士，它的作者是在《诗经》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其次，屈原、荀子作为早期辞赋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讽谕功能，继承的是《诗经》的传统。由此看来，班固把赋类作品的源头追溯到《诗经》自有其道理，能够自圆其说，“赋者，古诗之流也”的命题有其合理性。 从文本形态考察，初创时期的赋类作品，确实留有《诗经》的烙印。宋玉、荀子作为中国古代赋类作品的奠基人，他们都大量运用四言诗句，把它作为文本的重要构件，宋玉和荀子赋确实存在《诗经》的历史回响。可是，从当代学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念加以考量，班固的命题似乎又有不尽合理之处。《诗经》的时代终结于春秋中期，下距宋玉、荀子赋的出现已经二百余年。在此期间，屈原创作的一系列骚体作品相继问世，并且对初期的赋类作品产生直接的影响，怎么能把赋类作品的源头直接追溯到《诗经》呢？因此，当代许多学者对班固的命题有所质疑。其实，班固把赋类作品的源头追溯到《诗经》，自有它的逻辑依据。对于赋类作品的界定，班固秉持的是广义的概念，把屈原所作的楚辞作品也归入赋类。因此，《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赋类作品，首个栏目依次排列的是“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先秦时期出现的第一个文学创作高潮是《诗经》时代，第二个文学创作高潮是在战国阶段。屈原、宋玉的作品就是在此期间推出，并且与《诗经》确实存在渊源关系。既然如此，班固根据他对赋类作品给出的广义界定，给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命题，体现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命题，在古代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许多论著相继援引，用以阐述自己对赋类作品的看法。对这些论述进行梳理，会发现其中历史演变的轨迹。早期援引班固命题进行立论的，主要关注赋类作品的讽谕功能如何。晋皇甫谧《三都赋序》基本是重复班固《两都赋》前面所援引的段落，在此基础上稍作发挥[3]1872-1873。晋挚虞《文章流别论》道：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4]2644。 挚虞提到赋类作品铺张扬厉的文风，但他主要着眼于赋的“古诗之义”，也就是它的讽谕功能，带有明显的早期赋论的特色。唐白居易《赋赋》开篇写道： 赋者，古诗之流也。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冰生于水，初变本于《典》《坟》；青出于蓝，复增华于《风》《雅》。而后谐四声，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5]877。 白居易论赋以班固的命题发端，但是，他所关注的焦点不是这类作品的讽谕功能，而是它的文本特征，主要是从审美角度立论。元代刘因的《静修集·续集》卷三有如下论述： 三百之流降而为辞赋，《离骚》、楚辞其至者也。辞赋本诗之一义，秦汉而下，赋遂专盛。至于《三都》《两京》，极矣。然对偶属韵，不出乎诗之律，所谓源远而末益分者也[6]卷三。 刘因的论述开始一段本于班固的命题，但是他并没有涉及赋类作品的讽谕功能。至末段的议论，则是着眼于修辞和声律，基本是以文学本位立论，对作品的形式颇为关注。清人程廷祚《骚赋论上》援引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命题，但他主要论述赋在取材方面与《诗经》的相通之处，同时指出：“赋能体万物之情状，而比、兴之义缺焉。”[7]卷三程氏立论的重点，还是在赋的艺术性方面，而对它的讽谕功能的评说则颇为简略。以上对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在后代反响所作的梳理，仅是粗线条的，尽管如此，从中不难看出，古代赋源论的总体走势是向文学本位回归，而与政治教化逐渐疏离。当下对赋类作品的追本溯源，应当沿着文学本位的理路推进，而不能倒退回到以政治、经学为本位的汉儒立场。 (二)刘勰辞、赋分立的探源路径 《文心雕龙》分别设立《诠赋》和《辨骚》，明显是把赋和骚作为两种不同的文类看待。萧统所编《文选》，也是把赋类作品和楚辞类作品分别置于不同栏目。上述事实表明，刘勰、萧统所处的齐、梁时期，辞、赋分立已经是学人的普遍共识。其实，早在司马迁那里，就已经出现这种区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写道：“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屈原的作品称为辞，而宋玉、唐勒的代表性作品则称为赋。辞和赋属于不同的文类，这种观念在司马迁那里已经萌芽，刘勰、萧统则通过著书立说、编纂诗文总集，把辞、赋分立的原则加以明确。 那么，辞和赋是否应该加以区分？古代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继承从司马迁到刘勰、萧统的辞、赋分立做法，把二者加以区别。如前面所援引的白居易《赋赋》，他把赋类作品的草创归功于荀子和宋玉，而没有提到屈原创作的楚辞，显然，白居易秉持的是辞、赋分立的观念。清人程廷祚《骚赋论上》写道：“骚作于屈原矣，赋何始乎？曰：宋玉。”[7]卷三这段话把骚、赋分立的观念表述得极其明确。骚类和赋类作品的创始人分别是屈原和宋玉，骚和赋属于两种不同的文类，这是程廷祚根深蒂固的观念。 清人浦铣编纂《历代诗话》，他在收录《史记·屈原列传》之后作出如下按语： 宋荆溪吴氏《林下偶谈》：“太史公言离骚者，遭忧也。离训遭，骚训忧。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则赋也。故班固《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选》，不併归赋门而别名之曰骚。后人沿袭皆以称骚，可谓无义。篇题名义且不知，况文乎？”吴氏之言云尔。余之《赋话》，托始于原，仍班志也[8]11。 浦铣赞同《林下偶读》作者吴氏的看法，认为骚、赋属于同类，不必进行区分。可是从学理和赋类作品探源的实际操作层面考察，把骚和赋加以区分更加具有合理性、可行性。 中国古代对作品类别的划分，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粗放到精细的过程。文类的划分必须遵照循名责实、名实相副的原则。屈原创作的骚体，与宋玉、荀子以赋名篇的作品，二者在文本形态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班固把骚归入赋类，是因为汉代文人的骚体作品往往以赋名篇，班固本人亦是如此，他的《幽通赋》就是用骚体写成。刘勰、萧统明确地将骚与赋加以区分，是文类划分更加精细的体现，是历史的进步。因此，对先秦赋类作品的探源，应当秉持骚、赋分立的理念，而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文心雕龙·诠赋》篇秉持的骚、赋分立的理念，同时又对赋类作品的原始生成进行追本溯源，其中写道： 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赋》，爰锡命好，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9]49。 刘勰称赋是“受命于诗人”，继承班固的“赋者，古诗之流也”的命题，把赋类作品的源头追溯到《诗经》。篇末赞语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表达的也是这种看法。《诠赋》篇又称宋玉、荀子赋是“拓宇于楚辞”，是从楚辞分化出来的。在刘勰看来，《诗经》是赋类作品的远源，楚辞则是赋类作品的近源，是它的直接源头。那么，楚辞的源头是什么呢？《文心雕龙·辨骚》篇作出如下回答：“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9]28刘勰承认屈原所作的楚辞有多个来源，《诗经》是它重要的源头。这样一来，《文心雕龙》一书就勾勒出由《诗经》到楚辞、再到赋的演变链条，体现的是文学进化论的理念。 刘勰的上述文学进化论的理念，在古代得到广泛认同，成为描述先秦文学演变的重要依据。明代郝敬《艺圃伧谈》称：“三百篇之变而为骚者也，骚之变而为赋者也。”[10]2896这是把《诗经》、骚和赋作为前后相继的文类看待，骚出于《诗经》，赋出于骚。清人程廷祚《骚赋论上》亦称：“盖风、雅、颂之再变而后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7]卷三这种描述合乎先秦文类演变的实际，是“一代有一代文学”理念的体现。有鉴于此，对先秦赋类作品的追本溯源，应该采用骚、赋分立的处理方式，把先秦楚辞视为宋玉、荀子赋的直接源头，而不是把它归入赋类。 (三)章学诚赋源多极论的观照视野 班固、刘勰对赋类作品原始生成所作的探源，基本是在诗歌和韵文系统内部进行，勾勒的是这类作品单线演变的轨迹。清人章学诚则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追溯赋类作品的生成，指出它的多源性。他在《校雠通义·汉志诗赋》中写道：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聚之义也[11]1064。 章氏一方面继承传统说法，认为赋类作品的源头有《诗经》、楚辞，另一方面，又指出赋类作品与战国诸子著作的密切关联，并从作品的体势、表现手法等方面加以论证。《韩非子》《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晚于宋玉、荀子赋，对先秦赋类作品的探源可以排除它们。早于或与宋玉、荀子同一时段的诸子著作，确实是先秦赋类作品探源必须关注的对象。当然，章氏的具体论述也有偏颇之处，后文将予以拨正。尽管如此，章氏对赋类作品进行探源所显示的开阔视野，还是颇为可取的。 在诗歌和韵文之外追寻赋类作品的源头，这个进程在章学诚之前就已经开始。宋人章樵的《古文苑》注就指出，宋玉的《钓赋》可以与《战国策·楚策四》所载赵国使者魏加的射鸟之喻相互印证，“意与此赋正相类”[12]65。明代胡应麟《诗薮·杂编》亦称：“《钓赋》全仿《国策》射鸟者对。”[13]247与《钓赋》颇为相似的射鸟者对见于《史记·楚世家》，而不是《楚策四》所载赵国使者魏加的射鸟之喻。 从章樵到胡应麟，都是在诗歌和韵文之外寻找《钓赋》的源头，把目光投向史传之学。章学诚则是聚焦于先秦诸子著作，从那里发掘赋类作品原始生成的要素。对先秦赋类作品的探源，应该延续并拓展这种路径，采用多维观照的视角，找出先秦赋类作品的多个源头。先秦赋类作品多源生成，它所依托的文献体制也多种多样，由此而来，宋玉、荀子赋的文本形态存在明显的差异，宋玉赋本身也没有固定的体制，所以，称它们是先秦赋类作品，而不是赋体作品。体无定式，只能以类称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