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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义不主一家 汉代经学传承中师法、家法壁垒森严，士人著述行文称引经籍时对此亦有所遵循。蔡邕虽非《论语》传人，但与《论语》渊源匪浅。他与当时重要的《论语》传人何休、荀爽、马融等人均有过接触或交往，其参与校订刊刻的《熹平石经》也包括《论语》在内。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论语》有齐《论语》、鲁《论语》及古《论语》三家。那么，蔡邕碑文中称引的《论语》典故所取经义究竟源自哪家说解？这就需要将蔡邕碑文中称引《论语》典故时所用意义和诸家注解相对照。 《琅邪王傅蔡朗碑》是蔡邕为当时《鲁诗》传人蔡朗撰写的碑文。蔡朗名重当时，但却安贫乐道，长期隐居乡里，不受朝廷征召，以授徒讲经为乐，立身行事与颜渊颇为相像。碑文“箪食曲肱，不改其乐”，即称引《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郑玄注：“贫者，人之所忧。而颜渊志道，自有所乐，故深贤之。”[6]可见，蔡邕所用之义与郑玄注相同。《琅邪王傅蔡朗碑》在叙写碑主行迹时又写道：“其选士也，抑顽错枉，进圣擢伟，极遗逸于九皋，扬明德于侧陋，拔茅以汇，幽滞用济。”此处用典较为密集，而“抑顽错枉”称引了《论语·为政》“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包咸注：“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7]此处蔡邕所用之义与包咸注相合。《故太尉乔公庙碑》写乔玄仪态：“燕居从容，申申夭夭，和乐宽裕。”此处称引《论语·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马融注：“申申夭夭，和舒之貌。”马融注和蔡邕对这个典故的称引均得其本义。 圈典是东汉后期的隐逸之士，《处士圈叔则铭》赞其德操：“洁耿介于丘园，慕七人之遗风。”“七人”之典出自《论语·宪问》：“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对于“七人”，包咸、郑玄说解不同，包咸注：“作，为也。为之者凡七人，谓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郑玄注：“伯夷、叔齐、虞仲辟世者，荷蒉、长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连辟色者，荷蒉、楚狂接舆辟言者也。七当十字之误也。”[8]然包郑之说，似均未得其本旨。《论语·微子》：“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将此与《宪问》“七人”对读可以发现，二者谈论的主题一致，在内容上存在对应关系。《宪问》中“七人”即是《微子》中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柳下惠、少连和朱张等七位逸民。圈典为当时处士，据碑文所载，他“隐身高薮，稼穑孔勤。童蒙来求，彪之用文。不义富贵，譬诸浮云。州郡里招，休命交集，徒加名位而已，莫之能起”。然而后来“博士征，举至孝”。圈典对自己前处而后出的处世污点深以为恨，“耻己处而复出，若有初而无终”，于是“洁耿介于丘园，慕七人之遗风”。“丘园”之典引自《周易·贲》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王肃注：“失位无应，隐处丘园。”“丘园”与“七人”之典同指贤者隐居事象。虽同为隐士，但圈典生前的立身行事与长沮、桀溺等人还是颇为不同。相较之下，蔡邕《处士圈叔则铭》中的称引的“七人”之典似更合乎典故本义。 综上所论，蔡邕碑文称引的《论语》典故在经义选择上不主一家，既没有限于今文包咸之章句，也未囿于古文马融之注训，而是根据行文需要进行选择。其中有些典故在意义使用上，较之包、周、马、郑更合乎《论语》本义。 四、《论语》的称引与《论语》在汉代经学地位的变迁 《论语》的称引使蔡邕碑文文学性大为增强。然综观汉代士人著述，东汉中期以前对《论语》的称引并不多。西汉后期的扬雄曾模仿《论语》作《法言》，对《论语》应极为谙熟，但是在其著述中对经学典故的称引多选择《诗经》和《尚书》，对《论语》少有称引。崔骃、班固被刘勰推崇为隶事用典之范式，然崔骃作品传世很少，未见对《论语》的称引，班固对《论语》的称引也仅见于《东都赋》“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道，请终身而诵之”。东汉中期，张衡著述中对《论语》的称引已经时见。如《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易》不远复，《论》不惮改”，称引《学而》“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某些篇章对《论语》典故更是连续称引，如《论贡举疏》：“乃若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致其大者、远者。”此处称引的两处《论语》典故源自《子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文武之道，未堕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典故称引使得张衡著述行文典雅，文风通赡。而其中称引的《论语》典故，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论语》中对君子立身行事的论述。至东汉后期蔡邕所作碑文，《论语》称引达到鼎盛。 汉代士人著述对《论语》的称引于东汉中期始兴，于东汉后期达到极盛。这种现象与《论语》在汉代经学地位的变迁及东汉时期经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密切相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论语》不在五经之列，成为经学之传记和附庸。与此相应，《论语》的传授方式和五经不同，往往是由攻治其他典籍的经师兼授。王国维《汉魏博士考》：“盖经师授经，亦兼授《孝经》、《论语》，犹今日大学之或有预备科矣。”[9]西汉时期，纵有董仲舒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中常常引用《论语》阐明六经大义，匡衡称“《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义”，但《论语》的流传并不算广。张禹是西汉后期推动《论语》传播的一个关键人物。《汉书·匡张孔马传》：“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10]张禹《论语》师承琅邪王阳和胶东庸生，因《论语》之故贵为帝师，所作《张侯论》更是为时人所贵。张禹及《张侯论》的出现加速了《论语》的传播，及其在士人中的影响，经学地位显著提高。比张禹生年略晚的扬雄模拟《论语》作《法言》，当是受此影响。据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称：“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馀年，其《法言》大行。”[11]可见，《法言》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期流传甚广，这对扩大《论语》在士人中的影响不无裨益。两汉之交，包咸“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12]张禹、包咸及包咸之子包福先后以《论语》致贵，对当时经学之士必有极大触动与影响。就解经方式而言，《包氏章句》注重对经典文本的注解和训诂，这与西汉今文经学家侧重对经典微言大义阐发已经颇有不同。东汉中期古文经学家马融在注训《论语》时即沿袭了包、周二人的解经方式，注重词语训诂，以经解经。东汉末年，郑玄在注《论语》时，更是“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13]据此可知，东汉时期，《论语》传承呈现出古文崛起、齐鲁古三家合流的走势，而这与东汉时期今文经衰、古文经兴，今古文合流的总体发展趋势相符。马融、郑玄为当时通儒，生徒众多。马、郑二人对《论语》的注训进一步扩大了《论语》的影响，加速了《论语》的传播。《论语》的经学地位在东汉后期上升到极致，被誉为“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14]而东汉士人著述中对《论语》典故称引的由兴而盛，与《论语》的经学发展趋势相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