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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初心末意难相宜，形禁势格自为解(1903-1907) 《老残游记》甫一面世，其对家国的诚挚关切便吸引了读者与研究者的注意，也因此被冠以“谴责”小说的美名，“谴责”所蕴含的“救国”伦理价值，亦奠定了这部作品作为“小说界革命”理论倡导下的创作典范地位。刘鹗表达了对乱世中国家的忧虑，但之后小说的写作经历了两次中断，尤其是在《初集》完成到《续集》产生之间，作者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小说写作的两度中断既是外部原因所致，很可能也与作者生活的变化与内心的波动脱不开干系。1903年至1907年，看似短短五年，却几乎是刘鹗生命中最后的时间了。从《初集》到《续集》，写作时的心境已全然不同。 在此期间，他的商业活动经历了由衰转盛，又急转直下的过程。刘鹗投身实业多年，涉足印刷、百货、铁矿、煤矿等多个领域，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波折重重。直到1902年之后，他与英商福公司之间的合作，在鄂、浙等地反复遭遇挫败之后，终于渐渐有了起色，日记中时有银钱往来、事务合作的记载。从《十一弦馆琴谱》序言来看，1902年至1905年间，刘鹗的经济状况是较为宽裕的，生活亦顺遂无虞。这也为他写作《初集》，提供了较为安定的环境。不过，1904年至1905年，他又投资坤兴织布厂，与日资合作办盐厂海兆公司，这两次投资于1906年均宣告失败，事业再次跌入谷底。蒋逸雪在《刘鹗年谱》中说“鹗旋营海北公司，制炼精盐，南北奔驰，不遑执笔。业败，乃更有二编之作”(37)，是有一定道理的。 刘鹗与官府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对官府的希望也逐渐落空。刘鹗虽无功名，却曾以“杂家”之博学，参与山东治黄，受到朝廷褒扬。1900年庚子事变后，刘鹗第一时间主动请缨，“改东洋装，束带”，北上参与救济善会在北京的救济活动，在给陆树藩的信中，他将国家比作大舟，形容目前的形势，正如“大舟触礁而沉，舟人登陆者半，沉溺者半，则登陆者不当尽力拯救沉溺之人乎？”(38)尽管事后担着私售仓粟，甚至挪用公款的污名，都未影响到他救人、救国的一腔热情。大舟之比喻，又在《老残游记》初集第一回中得到进一步展开，可见他对清廷仍抱有莫大的希望。 但写作《续集》之时，正是刘鹗腹背受敌，百口莫辩的另一个关键时期。他与官府的合作更不顺畅。1906年因盐场与日本人合资，受到赵尔巽等人上书极力反对：“刘铁云媚狐伥虎，情极可恶，而此时此地又不能不纡与委蛇，以稍杀巫臣教吴之毒。”(39)这也代表了清廷一些要员对刘鹗的认识与判断。在张之洞等倡办洋务的人看来，刘鹗是具有外资背景，却号称手持华款的狡诈华商；在赵尔巽等保守官员看来，他是借助与日本人交厚的背景，来协助外国人窃取中国利益的为虎作伥之辈。刘鹗看准了中国刚刚起步的民族工业建设亟需外资的契机，也深谙行将末路的清廷对洋人心存忌惮；但相较掌握政治权力的洋务派官员，他是身家浅薄的民间商人，无力与之竞争；相较保守的清廷官员，他通晓洋务的背景，又造成投机卖国的嫌疑。 1907年，刘鹗又因与亲戚程恩培等集资购地浦口一事，被推上风口浪尖，受人弹诘，遭到来自官府和民间两方面的指责。刘鹗特地撰文《风潮论》，详尽阐明自己对于外资的看法，但早年《矿事启》(1902)中“竭愚尽瘁，要无非忠君爱国之忱”的表白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舆论之可怕与不理性的惶恐与极力申诉(40)。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06年至1908年，他几乎一直在为避祸而四处奔波，1906年还曾两度游历日本。这其间，身边数位友人过世，自小照拂他，深得他敬重的兄长刘孟熊也于1905年因病辞世(41)。似乎预见到自己时日无多，自1904年起，他便陆续将自己的藏品整理、拓印成书，先后印《铁云藏陶》、《铁云泥封》、《铁云藏货》、《铁云藏印》等，1907年，又印《十一弦馆琴谱》。 事实上，若将刘鹗的选择放在历史大背景之下，会发现从以小说救国，回归传统士人著述以立言的举动，并不是个别现象。以梁启超为例，1900年前后，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创办小说刊物，写作《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但风潮过后，他本人也不由得感慨“而还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42)。他淡出“小说界”，将更多精力投入实际的政务，更写作《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传世。毫无疑问，在梁启超心目中，《清代学术概论》这样的著作才能够称得上是他的“立言”之作。与梁启超相比，刘鹗仕途不顺，尽管平生所做的许多事，便无官位，也足“立功”，但未能有著述以表达其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确是他深以为憾之事。这也是刘鹗与清末民间儒学学派太谷学派之间关系若即若离，尤为复杂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文人，他仍然希望能够通过写作来留名后世。小说这种文体为刘鹗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无论是有意或无意，他都将期望寄托在了《老残游记》的写作之上。这也是这部作品在清末小说中质量尤为突出的根本原因之一。而这种期望，在《续集》中表现得尤为集中、明确。 作者创作观念的转变，是导致《老残游记》结构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小说《初集》后六回破坏了前十四回所建立的线性“游记结构”，显示出对原有主题的“窄化”，以及作者对于新式“探案”小说叙事方式的着迷，虽以“清官误国”仍与自叙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呼应，但显然并不能令挑剔的读者满意。《续集》刻意别开新章，写就一篇独立的自序，与《初集》划清界限，且形成了新的游记结构。如果说刘鹗写作《初集》时，极有可能是因为受到“小说界革命”以小说来“救国”的风潮影响，那么，及至《续集》，作者的创作意图更为明确。在《初集》中，他仍试图将自己治理黄河、行医救人的经历，及亲眼所见的清末清官害人的见闻揉进小说中，但在《续集》中，他已放弃了对于小说情节的执念，转而专注于“向内看”。换言之，他已通过《初集》的写作，找到了通过小说写作来表达一个传统文人内心声音的途径，从而将自己对于人生的哲学思索以及生死观念，借由小说这一形式来表达。当然，由于创作意图明确，文本掌控虽更见力道，也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初集》显示出的随意与舒朗的风格，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续集》对刘鹗的价值不可忽视，研究者亦应注意到《续集》相对《初集》的独立性与其自身内在的完整性。 由衷感谢编审与三位匿名评审专家对原文结构、理论概念的使用等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促使我不断回到问题本身，真正拉近了我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