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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老残游记》的结构历来受人诟病，这一问题实与小说写作过程密切相关，更是作者刘鹗创作观念变化的反映。小说前十四回、后六回，与《续集》九回，分别作于1903、1905、1907年，创作环境的变化、小说观念的变化等原因，造成《初集》写作过程中创作意图的变化，后六回侧重讲述公案，与此前的游记结构产生落差。《续集》有单独的“自序”，当视为另一部独立的作品。自1903年到1907年，刘鹗经历了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阶段，经商失败、受官员弹奏、民间误解、长兄过世，以及年过五十的岁月焦虑感等，促使他另起炉灶，写作《续集》，并为之作序。《续集》较为全面、集中地表达了他对儒释道三家学说的体认，及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 关 键 词：《老残游记》/刘鹗/小说结构/创作观念 作者简介：陆楠楠，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院讲师，发表过论文《刘鹗应为〈邻女语〉作者考论》等。 《老残游记》作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在诞生之初就迅速获得了研究者们的注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辟专章之一节，论述其“揭发清官藏伏之恶”的独到眼光①，胡适更为其做长序，提示人们注意小说中难得一见的细致入微、具体生动的景物描写，并阐发书中显示出的刘鹗的思想②。阿英等人，亦将它收入中国近代小说史，以“科学精神”的引入来解释这部小说中的自然风物描画③。若干年后，海外学者夏志清撰写长文，重新分析这部小说，更是将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加以勾连，强调小说中的“忧思”与“哭泣”，实为中国传统文人在国将亡矣之时的深切叹喟④。更有甚者，《红楼梦》研究专家周汝昌等人认为，《老残游记》是精神上最接近于《红楼梦》的中国近代小说。 但与此同时，对于这部作品另一种声音和评价也从未断绝，小说的结构颇受诟病。由于小说第十五回以下，讲述了两段几乎完全独立的故事，破坏了前十四回收放自如，以游记见闻为线索的写作方式，《续集》更是无法与序言中“棋局已残”哭泣的开篇立意相照应。如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就认为，小说后半部分渐渐违背了最初的立意⑤。又有捷克学者普实克，尝试用“抒情”的格调来为《老残游记》的结构做辩护，认为小说表面的驳杂仍然在一定意义上构建出作品内部的和谐与完整⑥。米列娜亦在《晚清小说情节结构的类型研究》一文中，为《老残游记》“情节和主题方面都缺乏统一性”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国小说情节模式，以此来解释这部游记看似越来越散乱的故事与结构走向⑦。夏志清则将《老残游记》的主题缺乏统一性归因于作者“不满前人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又有野心包揽更高更繁杂的完整性”⑧。 《老残游记》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缺陷，这大概是不容否认的⑨。但是，仅从文本阐释的角度入手，去探求其解读的诸多可能性，虽不能说是饮鸩止渴，却也无益于更深入地理解其成因。但若重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性，回归知人论世的研究路向，通过追索作者的创作观念，结合史料与文献，会发现在《老残游记》写作过程中，刘鹗的关切点已逐渐发生变化。这部小说的结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由于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创作观念而产生的。小说最初是在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背景下应运而生，以救国为诉求；但由于写作的两次中断，逐渐脱离了最初的政治语境，而作者亦面临来自朝廷和民间的指摘与误解，这些都促使他的眼光由“向外看”转向了“向内”的自省，并试图通过小说来反思人生的终极意义。刘鹗本人对此亦有清晰的认识，并未放任“文本”如脱缰的野马一般肆意散漫，新的自叙、《续集》的出现等，都体现出他不断重建文本内部一致性的努力。 一 《初集》创作观念的转变(1903-1905) 1.转变的轨迹：从“为生民哭泣”到“公案小说” 正如诗序、题序对于理解作者诗观的重要性，小说的自序，亦在小说结构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同时也是作者小说观念、创作意图的关键说明⑩。 《老残游记》最初以“洪都百炼生”为笔名发表在《绣像小说》上，时值清廷内外交困，改良与革命的声音群起，诸多读书人为国家命运忧虑，然而科举制度正在没落，上通下达的途径日渐失效，朝廷所为又令人失望，刘鹗在自叙中说：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11) 又感慨曰：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12) 作者的立意显而易见，是在清末特殊的“棋局已残”时势之下，表达其为身世、为家国的“哭泣”之情，亦是为在茫茫人海中寻求知音：“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自叙虽寥寥数语，不足千字，却深挚动人、超尘拔俗，不仅勾勒出中国古典文学主“情”的脉络，且在这部小说与此前的经典作品之间建立了深层的互文关系。周汝昌先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刘鹗看作是曹雪芹在清末真正的知音。 举一纲而万目张，自叙奠定了全文的基调，也从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小说的主题。然而，小说正文部分却逐渐显示出对于自叙所确立目标的不断偏离。 作者在第一回中，安排老残行医救治身体溃烂的黄姓大户(暗指治理黄河)，窟窿得到填补之后(黄河被治理)，老残一梦登高望海上仙山蓬莱阁，见远方大船迷失方向，即将倾覆，船上有人吆喝革命，伺机募款后逃往一处安全的所在，却煽动乘客反抗船长，以命相抵。老残等人急忙驾船入海，意图以罗盘相送，救助这些只能在“太平洋”里航行，却无法面对风浪的船只。船上的人认为罗盘是西洋科技，必有阴谋，将老残的小船掀翻。 这一梦延续了自叙中的关怀，暗示小说的主旨，即有“情”的人为家国哭泣。否定流血改帜，不能为革命派所容；崇尚西方现代科技，又不能为保守派所容，这正是现实中刘鹗本人的处境。一梦醒来，老残忧心忡忡，告别千盛黄瑞和一家人，到济南看泉城山水，听王小玉说书，又为山东抚院文案高绍殷的小妾治病。此后，入抚署会巡抚庄宫保。老残一番独到的治河之见，让宫保叹服不已。因沿途听闻曹州府玉贤大人治下路不拾遗的政声，老残将信将疑，想要一探究竟。于是又不辞而别，只身上路，果然通过掌柜、店伙、路人的讲述，了解到最近发生的一起冤案。玉贤清廉的神话也因此被打破。其间，老残又向山东巡抚文案申东造举荐侠士刘仁甫，东造便遣其弟申子平往桃花山寻访刘仁甫。 申子平山中所遇，占据第八回至第十一回，共计四回篇幅。这是第一段较长的插入叙事，因与老残没有直接关联，似是横生枝节，已显得略为突兀；但桃花山中，申子平与赤龙子议论国家大势，在主题上仍与前文吻合，而游记见闻的结构方式，亦与前文保持一致。 老残在第十二回，才又重新出现，继续明察暗访，昔日治理黄河时的旧交黄人瑞正好路过此地，请歌女唱曲，翠环与翠花姐妹讲述因山东废民埝而流离失所的不幸遭遇。老残最终决定为翠环赎身。故事写到这里，已是第十四回。十五回以后，是齐河县女子贾探春与吴二浪子偷情引发的一场灭门惨案。抚台派刚弼下来会审，不但不雪沉冤，反而还要妄杀无辜。老残明察暗访，终于破案，并找到解药，使吴二浪子毒死的一家十三口人死而复生。 长达六回的这段惨案，使《老残游记》宏大的关怀具体化，窄化(13)。如果说前十四回中描述的案件仍然能够归结在“清官误国”的主题关照之下，后六回的叙述重点其实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更令人无法满意的是，小说至第二十回止： 老残回寓，派许明夫妇送翠花进省去。夜间托店家雇了长车，又把环翠的兄弟带来，老残携同环翠并他兄弟同德慧生夫妇天明开车，结伴江南去了。 却说许明夫妇送翠花到黄人瑞家，人瑞自是欢喜，拆开老残的信来一看，上写道：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14) 这样的收束无法照应小说的自叙和开头，若降格以求，倒是有一“情”字，但却是儿女私情的“小”情，并非作者曾反复铺陈阐述的为家国、生民哭泣的大“情”。而前者正是作者在自叙中执意与高级的哭泣之情相区分的。一信一诗，制造了老残挚友和卖唱女子的一段缺乏铺垫的姻缘，多少有些令人意外，显得牵强。 由此看来，对于这部小说的几种经典性解读，皆能从文本中找到印证。自叙照应《红楼梦》，并贯通中国古典文学中之“情”，将其引向为家国，为生民而哭泣的真情，叙事过程中，渐渐将主要的笔墨转向救助翠环翠花两女子，及两桩公案，而第二桩公案(见后六回)与前一桩(见前十四回)相比，叙事重点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清官误国”转向着力展示破案过程的神奇之处。鲁迅先生将小说主题归纳为“揭发清官”之恶，王德威将《老残游记》当作是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的遗绪，都要“归功于”这桩占据《初集》四分之一篇幅的案件。无论将小说解读为对曹雪芹“千芳一哭，万艳同悲”的呼应，或是公案小说，或是揭“清官误国”之始，都有一定的凭据。不同的解读是建立在小说不同部分的叙事重点之上的。只是，具体的主题窄化了自叙宏大的关怀，故事的结尾有狗尾续貂之嫌。 2.旅行者停下了脚步：写作的中断与创作观念的转变 历来的文本释读多未注意到，《老残游记》的写作与发表过程中曾有两次较长的中断。小说先于1903年在南亭亭长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绣像小说》上刊载，至第十二回，忽然中止。由于编辑对小说的删改，《绣像小说》刊登的第十二回，实际上是小说原稿的第十四回。刘鹗一怒之下，未再供稿。直到1905年农历十月，刘鹗才又重新开始创作第十五回至第二十回(15)，并转而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上。又一年多之后，写作《续集》。也就是说，小说第十四回与第十五回之间，已相隔近两年之久(16)。 从小说结构来看，最后的六回之间是具备连贯性的，作者有始有终地讲述了一件公案的始末，内部自成一体。《初集》第十五回，始于老残的故交黄人瑞提供的一段“惊天动地”的案子。齐东镇有贾、魏两家姻亲，本都是庄户上的老实人，贾家为老人办寿，全家十三口人忽然毙命。贾老儿一家连同长工、账房都惨遭劫难，只有人称探春的贾家女儿与其姑姑幸免于难。探春以家中月饼可能有毒为由，将送月饼的贾魏氏告上公堂。之后的六回便围绕这段离奇的公案展开。老残与山东府派来的审员刚弼对峙公堂，又巧设计谋，雇差人深入贾家魏家调查案情。最终查明，是探春与邻村的浪子吴二偷情，因贾家反对二人结合，故吴二下毒谋害全家。吴二使用的毒药是泰山上得来的“千日醉”，老残进山寻访，向青龙子求得“返魂香”，将死去的十三人全部救活过来。 如果说前十四回中，老残是作为一个旅行中的形象不断移动的，那么，后六回中，老残几乎没有离开齐河镇，除了下齐东村调查案件，上泰山寻隐者青龙子求解药，两次短暂离开，很快又回到原地。这与前十四回线性移动的方式完全不同，换句话说，“游记”中的旅行者停下了脚步。 如图所示： 老残行迹：第一回至第十四回 千乘→济南府(名泉、大明湖、明湖居)→东昌→齐河县(渡黄河) 老残行迹：第十五回至第二十回  另外，与此前第四回至第六回于家受污一案相比，刘鹗对案件的描述重点从对“清官误国”的愤懑，转向着力展示案件的搜证、推理，进而呈现侦破的全过程。一方面尤其着重表现破案时严密的逻辑推理，显得更加“科学”。同时叙事技巧也更加讲究，甚至巧妙地使用了倒装，即先从案件的后果出发，随着叙事的推进，逐层揭示案情发生的原因、作案人的动机与手段。这使人联想到1903年在《绣像小说》连载的福尔摩斯探案记。最初刊载的六个故事中，虽然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视角被译者做了较为全面的改动，在叙事时间上也常常将华生的回忆取消，使事件能够按照时间顺序进展，但即便如此，被动过手脚的小说仍然多数保持了倒叙的叙事模式(17)。更为巧合的是，福尔摩斯系列也有“死而复生”的情节。“最后一案”这个故事中，福尔摩斯与教授莫里亚蒂同时掉下悬崖，但福尔摩斯很快又出现在华生面前，原因是他新研制了一种药物，能够“假死”数十天。刘鹗是否看过这个故事，我们无从知晓，但小说第十八回结束时，案件还未全破，负责督案的白公曾对老残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想，这种奇案，岂是寻常差人能办的事？不得已，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18) 老残一番谦辞自不必说了，可见刘鹗对福尔摩斯并不陌生。以“探案集”在清末的影响力，以及《老残游记》与《福尔摩斯探案集》都曾发表在《绣像小说》这一事实来推测，刘鹗可能受到其影响。相隔近两年，作者很可能受到新的叙事方式的诱惑，沉迷于讲好这个离奇的故事，以致小说后六回与前十四回在叙事重点、节奏、主题等方面均发生明显变化，造成整体结构上的不均衡。 当然，写作过程的中断，只是一个描述性的事实，其背后还关联着这期间小说观念的急遽变化。1902年，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小说被赋予拯救世道人心的功用，一跃而为文学之最上乘，许多有学识的人士投身小说写作，《老残游记》正是在以“小说救国”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与此同时，期刊连载方式又引发了小说观念更深层次的变革。首先，连载导致“速成”。为吸引读者的持续关注，写作必须迅速和即时。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最先考虑的是每一章与上下两章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的一致性。这无疑对作者统筹全局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考验。其次，作者的读者意识发生了变化。他不仅可能了解期刊的发行量，甚至可能随时得到读者的阅读反馈，根据市场需要调整策略。如果说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预设的读者是茫茫人海中若干年后的“知音”，那么，刘鹗写作《老残游记》预设的读者群体则更为明确，也更加切近。市场需求与作者写作同步运行，作者不再有余裕的精力和闲暇反复斟酌，更不可能留待未来的知音协助校正书中的前后不一之处。这与此前中国古典小说经典之作旷日持久的历练，情形完全不同。可以说，从小说“作者”真正浮出水面开始，作品被作者的所有权贴上标签，也成为文本形式的终结。此外，抱着有益于社会目的的小说，又常常陷入观念先行，形式和内容无法相应的两难境地，往往开头振聋发聩，境界高远，但却无法将理念贯彻到最后。 清末小说家的心态正是这么复杂。刘鹗生前，也并未以小说家闻名，其主要身份，以“儒商”称之，可能不为过。当时的小说家，尚不能完全认同小说“作者”的身份，李伯元过世时，吴趼人曾感叹说：“呜呼，君之才何必以小说传哉，而竟以小说传，君之不幸，小说界之大幸也。”(19) 研究者在面对清末小说的差强人意时，经常将它们结构上的欠缺归咎于中国古典小说固有的隐忧。但事实上传统的小说完全有能力在结构上做到完整与统一。《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作品自不待言，即如《封神演义》《平山冷燕》《儿女英雄传》《花月痕》等，或存在叙事拖沓，故事俗套等缺陷，但仍然基本上遵循着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些规则，不仅包含叙事上的起承转合，也意味着结构的完整性和主旨的明确性。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在清末之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典范，尽管未有系统的理论著作对其做充分的归纳与整理，但通过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人的评点，可以确定，不论作者本人，或是具备一定文学修养的读者，对于小说的叙事技巧、结构以及创作意图的表现，都有着成熟的认识。 因此，以传统的典范来要求清末的作者，本不是过分之举。然而，正如生产方式的变化必将导致生产过程的全面变化，清末小说家必须面对小说被商品化这一事实，他们措手不及，几乎毫无准备；加之以忽然强加在小说身上的迫切的现实要求和社会功能，作品结构的分裂和意图的歧义实属在所难免。 就刘鹗而言，他试图表达的内容过于驳杂，以及来自西方文学的刺激与诱惑，故事本身也要出奇制胜，从而吸引更多读者的注意。此外，1903年至1905年，虽是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他本人的小说观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评即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这种变化的轨迹。 3.自评：创作观念的重述与修正 值得一提的是，刘鹗本人对于小说行文逐渐偏离自序一事并非毫无察觉。小说自评显示出他刻意重述创作意图，重建文本内部一致性的努力(20)。《老残游记》自刊载之日起，共有十五则回评。而前十四回的回评，与后六回的回评风格也有明显的差异(21)。 自评是清末小说独有的评点方式，它提供了不同于自叙的另一种形式的创作说明(22)。中国古典小说的“评点”通常是在作品流传过程中由一些文学修养较高的读者写就，如金圣叹评才子书，张竹坡评《金瓶梅》，脂砚斋评《石头记》等。但清末期刊的时效性使作者得以在第一时间直接面对读者，也导致大量评点由作者本人写就。作者通过自评提醒读者注意这一回的得意之处，同时也会刻意照应最初的设想，试图在自叙与每一回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事实上，自评也是对作者自身的提醒。由于要写评论，作者不得不审视自己的作品，从中寻求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亮点，同时，他可能又多一次自我审视的机会，并进而在后续的写作中自圆其说。 前十四回的评点多是基于小说中的具体内容，抒发感慨、喟叹之情，并呼应自叙主题。以十三、十四回评为例。这两回间，歌女向老残与黄人瑞讲述在山东黄河泛滥之后，因官府废民埝，导致两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惨状。作者在回评中说：“张(庄)勤果公慈祥恺悌，齐人至今思之。惟治河一端，不免乖谬。而废济阳以下民埝，退守大堤之举，尤属荒谬之至。惨不忍闻，况目见乎！此作者所以寄泪也。”(23)十四回卷末又有：“不禁痛哭。作者告予云：生平有三大伤心事，山东废民埝，是其伤心之一也。”(24)以评点人身份，反复提示读者注意小说中“寄泪”“伤心”“痛哭”之处，显然是为刻意照应自叙中的“哭泣”一说。这既是点醒读者，同时也在正文之外，建构了另一重结构上的呼应关系。 而后六回的自评风格大变，转而强调小说写作手法的特点，并集中表达了作者的小说观。如第十五回：“疏密相间，大小杂出，此定法也。历来文章家每序一大事，必夹序数小事，点缀其间，以歇目力，而纾文气。此卷叙贾、魏事一大案，热闹极矣，中间应插叙一段冷淡事，方合成法。乃忽然火起，热上加热，闹中添闹，文笔真有不可思议功德。”(25)疏密相间，以冷淡烘托热闹，是写作的章法，也属小说评点所建立的评判标准。第十六回：“历来小说皆揭赃县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26)与“历来小说”作比较，为《老残游记》在古典小说脉络中主动定位，显示出作者已有了“小说史”的观念。第十七回：“‘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卷惯用此等笔墨。反面逼得愈紧，正面转得愈活。金圣叹批《西厢》拷红一阕，都说快事。若见此卷书，必又说出许多快事。”(27)“紧”与“活”的对应，以及“快事”等，都是金圣叹评点中经常使用的语汇。评点所体现的兴趣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更多受中国传统小说评点的影响，处处彰显金圣叹的评点风格。 回评风格的显著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关注点的变化。前十四回评点刻意照应自叙中申明的创作意图，但后六回的评点已经逐渐放弃在内容上承接自叙，转而试图与中国古典小说及评点传统建立关联。这说明刘鹗本人对于小说内部的变化有所意识，并试图通过作者的干涉重新建立新的完整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