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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一些阿谀奔竞之徒借助祝寿词向权贵歌功颂德的行径也为当时人所不满，如《珍席放谈》载：“近时有相国诞辰，驰至宾次荐绅，跪笼放生祝寿之人相矣。噫，士迷深利，丧失廉耻。”[19]《文献通考》载：“四明高似孙……不自爱重，为馆职，上韩仛胄生日诗九首，皆安用‘锡’字，为清议所不齿。”[20]再如，南宋时有僧人居简号北涧，能诗，叶水心劝其“不可使千载之后，集中有上生日诗，此意幸入思虑。”[21]不过，这种正义的声音在南宋政坛中并没有发挥根本上的矫正作用。可以推想，许多人为了避嫌在自己文集中有意识地删去一些寿词，如张元干的《瑞鹤仙》寿词即被怀疑是为秦桧而作，后为避嫌而削去其副标题。 从南宋前后期祝寿词主题上的变化也可看出南宋士风的一个侧影。 大致看来，前期祝寿词主要以称颂功名、富贵为主题。例如，在寿词中期望对方建立功名、完成南宋中兴大业。值得注意的是，“中兴”一词在南宋前期朝野使用频率很高，“黑头相公”“吕伊事业”等也充斥词中。这在辛弃疾的祝寿词中表现最为突出，如《千秋岁》“为金陵史致道留守寿”，其词曰： 塞垣秋草，又报平安好。尊俎上，英雄表。金汤生气象，珠玉霏谭笑。春近也，梅花得似人难老。 莫昔金尊倒，风诏看看到。留不住，江东小。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百岁，从今尽是中书考。[22] 辛词中的中兴理想是真挚的，但他人绝大多数的作品为阿谀奉承之词，徒为大言，博人欢心而已。富橚的《多丽》下阕： 奉慈亲、承颜戏彩，更闻吉梦占熊。扫蛮氛、遂清三楚，定徐方、行策元功。趣召遄归，康时佐主，指挥谈笑虏巢空。寿觞举、器舟斟海，不用水精锺。休辞醉，千龄会遇，美事重重。[23] 仿佛功名唾手可得。这也难怪，南宋前期，虽然草创建国、百业待举，但高宗、孝宗二帝尚有恢复北方故国的决心，特别是孝宗。并且许多士大夫从靖康之变中幸存下来，尚有故国之思，在朝廷中还有力主抗战一派，如在高宗时，虽然与金人作战负多胜少，但凭借抗金中涌现的一大批名将，如岳飞等中兴四大将，双方在军事上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此后的孝宗继位后，一扫秦桧时的政策，“锐志以图复兴，怨不可旦夕忘，时不可迁延失，诚哉其不容缓已。”[24]无论是主和派还是主战派，都有人认为有恢复北方中原的可能，所以在词中经常出现希望对方建功立业的祝语。 南宋后期，祝寿词中歌颂功名、恢复中兴大业的主题逐渐为退隐绝仕、闲适自乐或者长生富贵的主题所代替，词中即使是表面上的进取精神也荡然无存。这在刘辰翁的寿词中表现极为突出，如《金缕曲》： 晓殿龙光起。御香浓、新诗写就，云飞相第。一自骑箕承帝赉，千载君臣鱼水。端不负、当年弧矢。赤壁周郎神游处，料羞看、故垒斜阳里。今共看，更无比。 尊前若说平生事。叹长江、几番风浪，几人胆碎。数载太平丰年瑞。三百年间又几。想皇揆、初心应喜。渐近中秋团团月，算人间天上、俱清美。祝千岁，似甲子。[25] 此首词为刘氏代人贺丞相寿词，消沉之气隐约词中，下阕尽为粉饰太平，颂其长年。贺丞相寿词尚且如此，他人者就几乎无关于社会了，如其《金缕曲》“寿陈静山”： 昨醉君家酒。从今十万八千场，未收老友。人道水仙标格俊，不许梅花殿后。但赢得、一年年瘦。迤逦聚星楼上雪，待天风、浩荡重携手。酌君酒，献君寿。 年前春入燕台柳。看联翩、四辈金鞭，长楸承受。岂有中朝瓯覆久，更落闽山海口。端自有、玉堂金斗。我喜明年申又酉，但乞浆、所得皆醇酎。拚醉里，送行昼。[26] 作寿词者，须揣摩寿主之心态，方能称其意，而作品中所反映的主题也可一窥南宋上层士大夫的内心世界。 与为别人所作的祝寿词中所展示的功名福贵不同的是，许多文人所作的寿己词则色彩黯淡得多。如韩元吉《醉落魄》“乙未自寿”： 红蕖漾月。蕃风特地生梧叶。一年风月今宵别。隐隐笙鸾，何处有炎热。 凤凰山下榴花发。一杯香露融春雪。幔亭有路通瑶阙。知我丹成，容我醉时节。[27] 再如《醉落魄》“生日自戏”： 相看半百。劳生等是乾坤客。功成一笑惊头白。惟有榴花，相对似颜色。 蓬莱水浅何曾隔。也应待得蟠桃摘。我歌欲和君须拍。风月年年，常恨酒杯窄。[28] 此类祝寿词其实为抒情词，大多抒发一种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与功名富贵没有关涉。但由于生日在此时已成为一重要节日，作词遣怀成为一文人的日常活动。 生日风俗的娱乐性与词的娱情性相结合，也促使寿词创作的兴盛。南宋偏安于江南一隅，疆域狭小，外临强敌，但是，在朝野之中是主和派占据上风，虽然孝宗意有所作为，但随着张浚的失败，整个南宋社会很少有人提出对金北伐，恢复故土，除了韩仛胄为个人私利进行的军事冒险外。同时，南宋政府借口军事防御以及“中兴”大业的需要，扩大养兵数额，增至四十万。因此，南宋的赋税较之北宋加重了很多，如收入总额从太宗时期的一千六百万贯增至光宗绍熙六年的六千八百万贯，对于普通百姓的剥削日趋加重。但南宋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巩固统治，庞大的军队，高额的赋税，并没有促使南宋士大夫阶层的奋发图强。由于这些条件使得统治者对外可以确保金人无法吞并南宋，没有覆顶之忧，对内可以镇压农民起义，稳固统治，使得统治阶层可以高枕无忧，沉湎于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 南宋的城市经济畸形繁荣，财富高度集中于统治阶层，这也为士大夫的安逸享乐提供了物质保障。大多士人的生日活动是以宴乐为主的，但也有例外，如理学家朱熹，他曾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29]甚至认为并非人人适宜庆生：“人无父母，生日当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张乐以为乐？若具庆者可矣。”[30]不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普通人在生日风俗上可以进行娱乐活动，说明生日风俗的娱乐性是在社会各阶层中得到认可的。 南宋祝寿词绝大多数都是在寿筵中演唱的，因此，“酒”字频频出现，如“酒阑君便起，归去立班头。”(王质《临江仙》“南楼席上寿张守”)“举酒对明月，高曳九霞裾”(张孝祥《水调歌头》“为总得居士寿”)等等。南宋社会的宴乐之风是从北宋时期就形成的，但北宋的政治形势远非南宋可比。北宋虽有辽夏之虞，但二者无法对其形成致命威胁，虽初期时有交战，但以和为主，特别是与最大的敌人辽国结为兄弟之国，双方共守盟约，承平百年，并且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北宋统治者是提倡宴乐之风的，如宋太祖继位不久即“杯酒释兵权”，鼓励高级将领追求享乐。特别是在统治十分稳固时，更是如此。所以，当周起与宰相寇准饮酒“尽醉，夜漏方归。明日入见，引咎伏谢。真宗笑曰：‘天下无事，大臣相与饮酒，何过之有。’”[31] 南宋祝寿词与五代的花间词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一种承平环境下的苟安心态的反映。同时，南宋社会是一文官社会，整个宋代社会崇文抑武，使得各个阶层都崇尚文化，摒弃俚俗。因此，祝寿词具有双重特点：一是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是高雅脱俗的象征；二是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即娱乐性，适于酒宴之中。尽管祝寿词在文学上成就不大，但毕竟代表了一定的文化素养。祝寿词自身的特点与南宋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趋向以及社会流行的宴乐之风是切合的，因而得以大盛。 严格意义而言，祝寿词根本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称之为应用文体更为合理一些。尽管祝寿词词牌各异，但主题、遣词大都雷同，给人以千篇一律的印象，鲜有佳作。正是由于寿词的文学成就太低，大都近于阿谀，所以，历代词话中对于寿词的评论很少。王国维认为，词家根本不应创作寿词：“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32]不过，南宋祝寿词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还是有的，它生动地反映出南宋的生日习俗在各阶层中的流行、官僚阶层中人际关系的异化以及社会中上层所流行的宴乐之风。这一切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南宋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