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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典的权威性(5)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艺研究》2015年第201 詹福瑞 参加讨论

    其二,经典的见解由于比读者的前见更高明,修正或完全推翻了读者的前见。无论来自读者早年的教育或其他途径获得的成见,在阅读经典时,被经典部分或全部推翻,转而接受了经典的见解。刘小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与爱》曾经讲到他阅读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创作杂记《金蔷薇》的感受。他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个特殊年代偶然间阅读到《金蔷薇》这本书的。他说:“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成的枕书。我们这一代曾疯狂地吞噬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中的激情,吞噬着语录的教诲。谁也没想到,这一切竟然会被《金蔷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取代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为保尔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维罗纳晚祷的钟声而流泪。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可以说,理想主义的土壤已然重新耕耘,我们已经开始倾近怕和爱的生活。”(45)《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这样的小说究竟给了刘小枫什么样的先见呢?刘小枫的另一篇文章《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好长一段日子,我都以为丽莲的《牛虻》讲的是革命故事。”(46)“一九七一年冬天,我第一次读到《牛虻》……牛虻为革命事业悲壮牺牲的豪情像身体上分泌出来的液体,抑制了我心中的琼玛疼痛。牛虻的革命经历有何等勾魂摄魄的情感经历啊!我想有一番属于自己的革命经历,以便也能拥有可歌可泣的一生情爱!牛虻献身的是一场救国的革命——用官话说,是爱国主义的革命,用学究话说,是民族国家的独立革命;意大利要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不过,对我来说,牛虻的革命经历之所以勾魂摄魄,是因为他献身革命而拥有了自己饱满的生命和情爱。我产生出这样的想法:要拥有自己饱满的生命和情爱,就必须去革命。丽莲讲叙的牛虻,成为我心中的楷模”(47)。由此可见,刘小枫70年代读《牛虻》所获得的前见,乃是革命的理想和革命的爱情。这正是那个年代知识青年所获得的特有的教育、所一般拥有的理想。然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改变了刘小枫的前见:“《金蔷薇》竟然会成为这一代人的灵魂再生之源,并且规定了这一代人终身无法摆脱理想主义的痕印,对于作者和译者来说,当然都是出乎意料的。”(48)改变了刘小枫革命理想的,是来自《金蔷薇》的宗教理想:“这无疑是历史的偶然,而我们则是有幸于这偶然。如此偶然使我们已然开始接近一种我们的民族文化根本缺乏的宗教品质;秉有这种品质,才会拒斥那种自恃与天同一的狂妄;秉有这种品质,才会理解俄罗斯文化中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同受苦的精神;秉有这种品质,才会透过历史的随意性,从根本上来看待自己受折磨的遭遇。”(49)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一代人的理想是否很轻易地就被一部薄薄的小册子所改变,改变一个人的理想尚且不易,更何况一代人的理想。但是,从刘小枫的叙述来看,《金蔷薇》确实深刻地影响了刘小枫,改变了他的理想,也就是此文所说的阅读前见。综上可见,对经典的权威性起着决定意义的不是诸如教育、权威机构的命令等外在的力量,而是来自经典自身的品质(思想与艺术)与读者阅读过程中对这种品质的接受。类似于人与人的晤谈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说服,辩论赛中甲方对乙方的征服。
    现在,我们再回到关于权威与权力的讨论。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权威就是一部分人放弃权力,服从另一部分人的权力。在阅读经典时,经典是否也表现为一种权力?与之相连是否也存在读者与经典的服从关系呢?对此伽达默尔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明确指出,“权威根本就与服从毫无关系”。这是因为伽达默尔把服从视为一种放弃理性和自由的行为。
    然而事实情况是,在精神产品的传播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权力与服从的因素。不同时期的当权者把某些精神产品确定为经典,并以之作为权力的化身,强制推行。读者则不得不服从这些精神产品的权威。不过,这是来自精神产品之外的权力,是附加于精神产品之上而非来自精神产品本身的权力,是权力使其确认的经典的权威合法化,而不是精神产品自身权威的合法化。在此情况下,读者对权力者确认的经典权威的服从,是非自愿因而也是非认可而被动接受的。以伽达默尔对权威的理解来看,靠外力强加在精神产品身上的是权力而不是权威。通常情况下,当权者推行经典的目的,是靠经典来寻租权力,确认和巩固当权者利益集团的价值观。他们用权力来确立经典及其权威并使之合法化,试图控制读者的阅读行为,灌输和强推其价值观。但是由于这些所谓经典的权威来自威权,而不是来自精神产品内部,因此无法使读者从情感和理性上承认和信服。
    经典的权威来自读者阅读行为本身,来自读者理性的自觉的行为。经典的权威的确立,与其说是读者自觉地放弃了个人的前见而主动地服膺经典,不如说是读者在经典中重新确认了自己前见的合法性。一方面,是经典说服了读者,使读者认可或服膺经典对于社会人生的见解比自己更加高明,从而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前见;另一方面,读者又从经典中找到了自己的同谋,达到了某种共识,从而确认了自己见解的合理合情。因此,经典的权威性,不是使读者放弃思想的权力,丧失思考的信心,而是进一步坚定了读者的思考信心,坚守思想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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