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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权威，不仅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表现为对经典的承认和认可，还表现为对经典的信任与信服。如果说承认和认可是读者阅读经典时对经典接受的理性判断的话，那么读者对于经典的信任和信服，则带有明显的情感成分，是理性判断和情感仰慕相统一的阅读接受。 读者对经典的信任和信服，最初很有可能受教育左右，而且也不能排除他人前见对读者接受的影响。中小学语文、历史教材所选入的传统文章，多为名篇，有的即是经典，这自然会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印痕。约翰·杰洛瑞说：“经典性并非作品本身具有的特性，而是作品的传播所具有的特性，是作品与学校课程大纲中其他作品分布关系的特性。”(30)杰洛瑞这里讲的主要是经典建构于学校课程的观点，但是确实也反映出学校教学对于读者接受经典的影响。学校课程中选入的篇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读者，所以当他后来有机会再阅读经典时，中小学受教育时接触到的作者和作品，会成为其阅读的前见，形成对这些经典已然的信任。如果读者在大学接受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那么大学课程中讲授的作者和作品，会比其在中小学接触到的作者和作品更为深刻地影响到他以后阅读的选择，会更深地影响到其对经典的信任和信服。因此费迪曼说：“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懂得莎士比亚，但其实懂的只不过是别人预先传达给我们的知识。因此，要欣赏莎士比亚，我们必须先从心中祛除高中或大学课堂上学得的公式性看法，当然，这是一件很难的事。”(31)由此可见，教育确实在经典的接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其次是读者之间的交流。某人阅读了哪一部经典，推荐给另一位读者，他的建言也会成为读者阅读的前见，影响到他对被推荐经典的信任。此类情况尚有先在的评论，如反映在古代文学评价上的诗话、词话、序跋、评点、评论、笔记、选集等等，都会成为读者阅读的前见，使读者产生对经典的信任或信服。 然而真正的信任和信服，不是来自他人前见的影响，而是来自读者对于经典的个人阅读与理解，来自读者个人与经典之间的私密交流。体现经典超越时空的传世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内容，一般而言都是与人类的生存与绵延以及个体的成长和完善密切相关的话题，是任何人都密切关注的，也是精神产品集中探讨和反映的。读者阅读经典，有的带有明确的求知目的。中文系学生在学校的经典阅读，首先是为了获取与经典学科方向相同的知识；其次是为了学科训练，从经典中获取文学写作与批评的标准和规范。但是社会普通读者阅读经典则不然，不能排除即使是普通读者阅读经典也有其明确的为了求知的目的，但是也可以肯定未必所有人都怀着从经典作品中获益的初衷，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出于消遣。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经典的思想魅力连同其语言或审美魅力会逐渐展现，说服读者，征服读者，甚至会导致他们对经典的崇拜。在这样的交流过程中，读者不可能消除个人的前见而走向经典，但是，随着阅读的展开，读者会自然地对照经典，“检查本身具有的前意见是否合法，亦即检验它的来源和作用”(32)。 在阅读中，经典对于读者的前见会产生两种不同的作用。 其一，经典不仅仅是证实了读者的前见，并且超越了读者已有的认识，深化了读者的前见，由此而生成读者对于经典的敬佩。在《世说新语·文学》中讲了西晋时与郭象同好老庄的庾敳读书的故事：“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33)仅从此处记载看，似乎是庾敳因为《庄子》的见解和自己的见解完全相同而失去阅读的兴趣。然而从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记载看，庾氏实际上是读了《庄子》，十分钦服：“自谓是老庄之徒。曰：‘昔未读此书，意尝谓至理如此；今见之，正与人意暗同。’”(34)也就是说，庾敳在未读《庄子》之前，就已经自己感到了与《庄子》相近的人生至理，及至读到了《庄子》，乃感叹竟然与自己的想法如此暗合。《晋书·庾峻传》附《庾敳传》记载：“敳字子嵩，长不满七尺，而腰带十围，雅有远韵。为陈留相，未尝以事婴心，从容酣畅，寄通而已。处众人中，居然独立。尝读《老》、《庄》，曰：‘正与人意暗同。’”又记载庾敳：“迁吏部郎。是时天下多故，机变屡起，敳常静默无为。”(35)从《晋书》记载可见，庾敳性格本来就有淡远之风，不以世事为怀，后来庾敳阅读《庄子》，印证了自己的人生观，因此服膺了《庄子》，于是自称为庄子之徒。庾敳处于西晋后期的政治多事之秋，因此以老庄的无为之术作为自己处世之道，纵心事外而自保。据《晋书》本传：郭象善老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庾敳就有些不服气，说：“郭子玄何必灭庾子嵩！”就是说对庄子的熟悉既有郭象，也有庾敳，应该是二者并驾齐驱的。但是，后来郭象作了东海王、太傅司马越的主薄，任势专权，而庾敳则任司马越的军谘祭酒，此时的庾敳对郭象说：“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摆出了低姿态。当时，刘舆也见任于司马越，许多士人都被其构陷，只有庾敳纵心事外，无迹可寻。刘舆了解到庾敳人俭家富，怂恿司马越向庾敳换钱千万，如果庾敳吝啬不肯，就可乘机构陷他。司马越在众人之中向庾敳提出换钱事，而此时的庾敳：“乃颓然已醉，帻堕机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舆于是乃服。”由这些记载来看，庾敳颇近正始时期的阮籍，遵从老庄的无为守弱之道，游处于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以求全身远害。我们再来考察他留下的两篇文章，基本上表达的都是老庄的思想。《意赋》很明显是受了庄子思想的影响，通篇演绎齐物论的观点。《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36)又说：“道通为一。”(37)这是庾敳《意赋》中“至理归于浑一”所本。自其之初始而言，万物本就处于浑一不分的自然状态，这是合于道的。人事也是如此，因此，人应识破人生的固执。在庄子看来，一切皆是相对的：“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天。”(38)庾敳则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生发为宇宙天地皆极为短暂的认识：“天地短于朝生兮，亿代促于始旦。顾瞻宇宙微细兮，眇若豪锋之半。”天地在人看来似是长久，然而与其浑一之初相比，它不过是朝生之菌；亿代当然为人世之长者，但是与天地相比，亦不过短似一个早晨而已。如此说来，无尽无期的宇宙，也不过细如豪锋之半。因此人应节制情欲，排遣秽累，“纵驱于辽廓之庭兮，委体于寂寥之馆。”即体无为之道。如果说《意赋》主要是演绎《庄子》齐物思想的话，而《幽人箴》则主要演绎的是《老子》守虚静的道。《幽人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二仪既分。”(39)首二句直接取自《老子》第二十五章，而后表达了尊卑贵贱皆出于自然、荣辱安危处于转换之中的认识。老子认为：“祸兮，福之所；福兮，祸之所伏。”(40)人事常常是祸福转换的。庾敳的《幽人箴》亦讲：“荣辱相换，乾道尚谦。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所以“贵不足荣，利不足希。华繁则零，乐极则悲”。富贵不足荣耀，荣华亦不足恃，迟早会乐极生悲。因此庾敳主张要遵守老子的守虚处静之道。《老子》第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41)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42)老子认为，天之道就是处弱守虚，“曲则全，枉则直，漥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43)。因此要“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豁”(44)，甘于守弱，并且对待天下之事物不能追求圆满，追求圆满就会适得其反。因此提倡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与天下争，学会知足知止，功成身退。庾敳的《幽人箴》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就是守虚尚谦，知退知止。事实上庾敳也正是在现实中这样做的。庾敳阅读《庄子》的例子，是经典印证、深化了读者前见，并且深刻影响了读者的典型事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