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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讨论经典的权威性是否来自经典所具有的真理性。 在欧洲，最早的经典都与基督教神学著作有关，并且普遍认为“《圣经》是真理的律法”(15)，因此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启蒙主义因为权威与理性的对立而反对权威；后现代又出于反理性，明确否定权威。二者反对权威，其实质都在于一般认为权威代表的是真理。在启蒙主义看来，真理亦需要经过理性的检验才能确立它的可信性。而人们恰恰认为权威代表了真理，在其面前失去理性的判断，陷入盲目的服从甚至崇拜。而后现代则认为，启蒙运动因为强调理性唯一，使启蒙理性变成了极权，“它消灭了所有与其竞争的思维模式，使得它才享有宣称真理与正确性之特权”(16)。在此情况下，失去控制的理性为精英统治的权力和权威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因此社会理性转变成非理性，启蒙转变成欺骗，自由和进步模式转变成统治和倒退。由此可见，如何对待真理成为是否肯定权威的关键。经典是否具有权威性，也与这种判断相关。 以往关于经典权威性的认识，主要是建立在人文社会科学著作是科学的基本判断之上的。也就是认为经典所描述的现实和揭示的规律，具有不可置疑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如果要是科学的，就应该是一个寻求真理的地方。”(17)因此经典具有权力的正确性、权威的合法性。在一般人看来，经典既是一个寻求真理的地方，也是寻求权力的最好领地。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强调经典的权威性，就是强调对于经典的服从。在中国古代，我们会常见这样的思维习惯和做法。比如在中国古代，经书就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18)，是圣人修身和治国之道的集中体现。因此无论君臣，都奉经典为圭臬，既从经书中寻找治国之道、理世之方，也从经书中寻找君臣互为制约的理据。经书既是皇帝寻求权力合法化的宝典，事实上亦成为士人约束皇帝的法典。赵翼《廿二史劄记·汉时以经义断事》即罗列了大量此类史实：“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以折衷是非。如张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传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汤传》)。倪宽为廷尉掾，以古义决疑狱，奏辄报可(《宽传》)。张敞为京兆尹，每朝廷大议，敞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是也(《敞传》)。今见于各传者，宣帝时有一男子诣阙，自称卫太子，举朝莫敢言。京兆尹隽不疑至，即令缚之。或以为是非莫可知，不疑曰：‘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已为罪人矣。’帝及霍光闻之，曰：‘公卿当用经术明大义者。’(《不疑传》)匈奴大乱，议者遂欲举兵灭之。萧望之曰：‘《春秋》：士匄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还。君子善其不伐丧。今宜遣使吊问，则四夷闻之，咸服中国之仁义。’宣帝从之，呼韩邪单于遂内属(《望之传》)。朱博、赵玄、傅晏等奏何武、傅喜虽已罢休，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玄、晏等欲禁锢大臣，以专国权。诏下公卿议。龚胜引叔孙侨如欲专国，谮季孙行父于晋，晋人执囚行父，《春秋》重而书之。今傅晏等职为乱阶，宜治其罪。哀帝乃削晏封户，坐玄罪(《朱博传》)。哀帝宠董贤，以武库兵送其弟，毋将隆奏：‘《春秋》之谊，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隆传》)贾捐之与杨兴迎合石显，上书荐显，为显所恶，下狱定谳，引《书》‘谗说殄行’，《王制》‘顺非而泽’，请论如法。捐之遂弃市，兴减死一等(《捐之传》)。”(19)援经义以断事，固然是因为汉代初年法制未建，但是也反映出经典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权威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得到延续。如汉武帝初即位，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凡三策，董仲舒皆引用《春秋》之说以为经典，所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20)，阐发其天人合一思想，引导武帝的治国之道，大获成功，直接推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出台。 而在今天，也正是出于同样的观念，一些部门会以下发命令的形式，强制推行经典；也会通过课程设置的形式来从制度上确立经典的合法性。因为在这些部门看来，推行经典就是推行真理，至少是读者接近真理的重要途径。而读者则被这种理论所误导，以为经典就是真理的化身，放弃了个人理性判断的权利，陷入对经典的盲目崇拜和信任。这种情况在宗教经典和意识形态属性的经典的接受与传播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宗教和某种意识形态的信徒那里，经典带有不可怀疑的神圣性，“唯有正统的宗教——或者更准确地说：由教义约束的教派——能赋予文化价值的内容以绝对有效的道德律令的地位”(21)。因此对于信徒们来说，经典的真理光环解除了他们理性的武装，取代了他们知性的判断，使之陷于顶礼膜拜的狂热虔诚中。而这正是源自对于经典权威的偏颇理解和宣传。 事实上，经典的权威性并非完全决定于经典是否承载了某种真理。伽达默尔承认权威也是一种真理源泉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而已，并非是真理的唯一源泉。在传世的经典中，无可否认有些作品是承载了真理或具有真理性的内容，但是并非所有的经典都具有这样的认识价值。所以不是所有的经典都具有真理性，而有无真理性也不能决定经典是否权威，即真理性并不是衡量经典是否具有权威性的唯一标准。那些不带有真理性的经典，价值并不因此而受损。因为经典之所以传世，正在于它内涵的无限丰富性，它提供给读者的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价值。尤其是文学艺术，它的主要功能不是理性地认识世界，揭示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而是作者面对世界的心灵感受。如果它也有什么认识价值的话，这种认识也是作者对于社会人生的一种审美把握、审美判断。对于这样的经典，读者越是试图从里边寻找什么规律和真理，也就越容易失去对经典的丰富内容的理解。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对于认识具体的历史现象来说，最一般的规律，因为它们最缺乏内容，因而也是最没有价值的。”(22)例如，《红楼梦》中所表现出的人世极盛而衰思想，是中国古代士人关于历史和人事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这种看法很难说是关于历史与人事的规律性的认识，不具有唯一正确性。然而我们看到，古人的这种见解却蕴含着中国哲学关于事物两极转换的理念，因而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和人生观。仅就此而言，《红楼梦》的权威性不是表现在它反映了关于历史与人事的真理，而是其关于历史与人事的一种见解所产生的甚深甚巨的影响——一种影响了中国人上千年的带有宿命论的历史与人事智慧。还有，《红楼梦》中关于宝玉和黛玉爱情悲剧的描写，作者的真实意图也不是如一般评论所说的那样，为了反对封建社会的腐朽，揭示其必然灭亡的命运。这样理解宝、黛爱情悲剧，小说的思想意义确是被放大了，却过滤掉了《红楼梦》这一内容的丰富内涵和意义。曹雪芹通过贾宝玉之口谈过他对女孩子的看法，即女孩子是水做的，本应是世界上最为清纯美丽之物，所以他设置的大观园，实则是钟天地之神秀的地方，是贾府里边的一块净土，尽储美丽于一园。而林黛玉又是这个美丽之园的班主。这个人物的毁灭，表现了作者极大的无奈和失望。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甚深的空幻感。这些都非反封建所能涵盖。就此而言，揭示封建社会必然灭亡命运的概括，套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因为它们最缺乏内容，因而也是最没有价值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