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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传播的角度看宋初词坛沉寂原因 孙先生的结论虽难以成立，但尝试从传播的角度对宋词沉寂与繁荣的原因进行探析的思路却值得肯定。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信息的传播，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沉寂”或“繁荣”的词史形态，其实不过是无数次的传播之后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从这一角度去分析和把握宋初词坛沉寂的原因，是完全可行的。按照传播学理论，任何一个传播过程，都包含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部分，而所有的传播过程，又都是在一定的传播环境中进行的。据此，我们可从这六个方面对宋初词坛沉寂原因做一些总结与考察。 先来看词在宋初的传播环境。所谓传播环境，指的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形成的社会环境。作为一种娱乐文学，词必须在适合享乐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发展兴盛，广泛传播。它需要的传播环境，是《花间集》序中所说的“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47)，是《阳春集》序所说的“金陵盛时，内外无事”。而这样的传播环境，在宋初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北宋建国于五代战乱中遭受了严重破坏的中原大地，最初面临的是经济凋敝、府库空虚的窘境，其后朝廷的财政状况虽逐步改善，但开支亦十分巨大，社会难言安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太祖朝一直忙于东征西讨，平定天下。太宗朝虽文教渐兴，但战争仍基本上没停过，公元979年灭北汉后，紧接着又跟辽国燃起了战火，且屡次大败，损失惨重。直到真宗景德元年(1004)的“澶渊之盟”，宋王朝才终于迎来了几十年“天下无事”的局面，步入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太平盛世”，而词的传播所需的社会环境也随之走向成熟。从景德三年(1006)开始，真宗下诏“许群臣、士庶选胜宴乐”(48)，社会上游宴享乐之风大盛，“当时侍从文馆士人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49)。《龙川别志》卷上亦载“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群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甚至赐银为宰相王旦责限买妾(50)。《挥麈录·后录》所记的张耆贵显后邀同僚昼夜欢宴的豪侈，更是令人惊叹不已(51)。这样的环境和风气，与苟安的西蜀、南唐在地域上虽有大小之别，性质上却并无二致。词坛至此结束沉寂局面，以词的娱乐功能去服务于盛世的各个阶层，可说是自然而然的事。 再看词的传播主体。传播是多层次的，传播主体亦具有多样性，作者、歌女、书商、听者、读者以及某些机构等，都可成为传播主体。不过，词的首次传播，必然是由作者开始的，而词的创作情况又是决定某期词坛沉寂或繁荣的第一要素，因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传播主体，仅限于词的作者。从唐五代的情况来看，作为词史主体的文人词的作者大多为帝王或官员，他们有比较突出的文学才能，极少道貌岸然、严正端方的儒家卫道士。宋初词坛要保持唐五代的局面不致衰落，必须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作者作为传播主体，而实际情况则如所周知，目前存词的不过十几人，亦无堪称名家者。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或许很复杂，但它与宋初官员队伍中北方籍士人远超南方籍士人的现象应该存在某种联系。据统计，《宋史》列传的宋初三朝官员中，北方籍有二百七十八人，占总数84.5%，宰相十九人，占总数90%；南方籍有五十一人，占15.5%，宰相二人，占10%(52)。北方官员在数量上的这种压倒性优势，除了因南方入宋较晚之外，更主要的则与当时用人政策上对南方人的歧视有关，此点已有不少学者论及，不必多说。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它对词的作者这一传播主体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影响。自中唐以后，我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南移，五代时中原的战乱更导致大批文人南下，当时的文学之士，多出自南方或居于南方，北方所保留的，主要是经学传统，士人以业儒为主。这种格局在入宋之后仍然继续保持着。杨亿在《谈苑》中列举了宋太宗雍熙以来擅长作诗的四十二名文士，籍贯可考的三十八人中，南方有二十六人，北方只有十二人。至治平元年(1064)，欧阳修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还是说：“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53)宋初官员队伍既然主要由尚质业儒的北方士人组成，那么词坛上作者寥寥、亦无名家的状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传播内容。词所传播的内容也具有多样性，不过，至少在苏轼之前，词的主要功能是为各阶层人士提供娱乐，在花间酒边供歌女演唱，其“艳科”的特点比较明显，多叙写伤春悲秋、离情别绪、男女相思、美景佳人等与两性情爱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题材。这种内容上以“艳科”为主的词，在儒家道统崩溃的唐末五代乱世，自然大有容身之地和发展空间，而到了宋初，统治者“崇奖儒学”(54)，“始以道德仁义根乎政，次以诗书礼乐源乎化”(55)，开始重建儒家道统和礼乐文化，它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肯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在宋人眼里，词这种文体“方之曲艺，尤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是不符合儒家之道的，于是“文章豪杰之士”在“鲜不寄意于此”的同时，“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56)。对于这一点，诸葛忆兵先生的《宋初词坛萧条探因》一文有详细论证，兹不赘述(57)。 其四，传播渠道。词要为人所知，流传后世，必须通过一定的传播渠道进行扩散和保存。词的传播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歌妓或作者自己的演唱或吟诵进行口头传播；一种是通过书信、题壁、写本、刻石、印本等方式进行文字传播。其中印本传播所需的雕版印刷技术虽在唐代已经出现，但刻书业的兴盛则始于真、仁之世，最初所刻的主要为经、史、义、疏以及医书之类，且不许私人擅刻，直到熙宁以后才完全解禁(58)。因此，词在宋初的主要传播渠道是口头传播及书信、题壁、写本与少量刻石之类的文字传播，而便于广泛流传、保存几率较高的刻本甚少。由此，必然导致词的大量散佚。今所知的宋初词坛佚作，有宋太宗《朱邸集》收录的《柳枝词》五十二首、《渔人词》五十首，《真宗御集》中的词四卷(59)。另据《续湘山野录》，太宗曾命近臣十余人为宫中十小调子各探一调撰一词，今所传者，仅苏易简的一首《越江吟》。此外散播于民间，未能见诸文字记载的词应该还有很多。与宋初作者相比，被视为结束了词坛沉寂期的标志性词人柳永、晏殊的词集在北宋时已经刊行，另一位年辈稍晚的词人欧阳修在元丰(1078-1085)之前已有词集《平山集》刻本传世(60)。他们的存词如此之多，刻本传播与有功焉。由此反推，对于宋初词坛所呈现的“沉寂”状态，传播渠道的限制是起到了某种作用的。 其五，传播对象。词要兴盛，离不开合适的传播对象。如前所述，唐宋词的传播是在宫廷、士人、民间三个文化场中进行的，其传播对象也可分为三类，即宫廷中人、士人群体和普通百姓。词在民间普通百姓中的传播奠定了某一时期词坛盛衰的基础，但那些曾广泛流行的“俗词”往往不会进入记录者的视野，只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士人群体和宫廷中人在词的传播中，则居于“舆论领袖”的地位，可以引导一时之风尚，他们所接受和传播的词，有较大的机会被记录下来，成为词史的一部分。据此，我们对宋初词坛沉寂原因，可从传播对象的角度提出两点看法：首先，五代战乱对于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需要一段时间休养生息，而建国后持续不断的战争又延缓了这一恢复过程，由此导致词的民间传播市场迟迟未能形成，缺少能够使词得以广泛传播的基础性受众。其次，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是传播对象中作为“舆论领袖”的帝王和士人群体对待词的态度。宋太祖行伍出身，襟怀雄阔，对擅写诗词的李煜颇为轻视。而且，太祖朝的君臣都把溺于声乐文辞之好作为西蜀和南唐亡国的重要原因。太祖曾召西蜀亡后入宋的词人欧阳炯至便殿奏曲，御史中丞刘温叟进谏说：“禁署之职，典司诰命，不可作伶人事。”太祖回答说：“朕顷闻孟昶君臣溺于声乐，炯至宰相，尚习此伎，故为我擒。所以召炯，欲验言者之不诬耳。”(61)这话虽有可能只是一时的辩解之词，但他此后不再召欧阳炯，说明其内心确实是深自警惕的。而对李煜，他也有“若以作诗功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62)的评价。太宗朝民间词曲虽已初步兴盛，太宗本人也性好文艺，洞晓音律，但他是个意欲有所作为的君主，在位期间力持俭素，“外绝畋游之乐，内却声色之娱”(63)。他和宫廷侍臣、教坊填词作曲的目的，是为了“象功昭德”，所以对于民间的曲调，并未予以采纳；对于词的接受标准，则不外乎《柳枝词》、《渔人词》之类为文人所共赏的雅词，或者苏易简的《越江吟》之类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之作。到了真宗朝，情况开始有所变化：一方面，真宗依然“不喜郑声”，君臣之间虽大兴唱和之风，但担纲主演的是“西昆体”诗而非词；另一方面，他又有“杂词”的创作，只不过“未尝宣布于外”而已(64)。真宗的矛盾态度，说明此时崇雅的“宫廷文化场”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娱乐性强的俗词，而比“宫廷文化场”更接近民间的“士人文化场”自然更甚。词坛的沉寂期之所以能在真宗朝后期结束，宫廷和士人群体在接受态度上的这种改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 其六，传播效果。词对于传播对象所产生的传播效果，决定了它是否会被世人所重视、保存从而增加流传后世进入词史的可能性。如张志和的《渔歌子》之所以能代代流传不衰，即因其一开始就在士人群体中引起了轰动，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以“艳科”为主要特征的小词在宋初的传播效果如何，从传播对象的上述态度中已可想而知。除此之外，钱惟演“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65)的说法亦透露了消息：在钱看来，“小辞”(即词)是最合适的厕所读物，这一方面说明它能产生放松身心的消遣效果，另一方面也说明，它即使获得了书册作为传播载体，仍然不受重视，难逃被人随取随弃的命运。钱惟演身为当时文坛盟主，他的态度在士人群体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这样的传播效果，显然是不利于词的创作和保存的。 以上六个方面，笔者认为基本上可以概括导致宋初词坛“沉寂”的主要因素，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浅尝辄止，于每项仅论其大略。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因素处于一个完整的传播系统中，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综合性的，彼此联系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外，各方面的力量也不相等，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词的传播环境。这一则因为所有的文学，都是社会的产物，必须在合适的社会土壤上才能产生；再则在一切传播过程中，传播环境的影响都无处不在，笼罩于其他五个环节。 总而言之，孙克强先生“宋初的词坛由于旧的城市格局而沉寂，又由于新的城市面貌而走向繁盛”之说虽有新意，但既缺乏坚实的史料依据，亦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疏失颇多，难为定论。但是，从传播的角度对宋初词坛的沉寂原因进行探讨确为可行之途。通过综合考察传播环境及传播过程诸环节对词史形态的影响，在这个议论纷纭的问题上，我们或许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合理的认识和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