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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继位之初雷厉风行，大有图强复兴之志，但是后来随着改革屡屡受挫，施政风格大变，由最初信任宰相演变为猜忌大臣，甚至形成了拒谏饰非、刚愎自用的性格。《新唐书·德宗本纪》称： 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5]219 前后变化令人瞠目！尤其是贞元十年(794)以后，裴度、李逢吉、王涯、崔群、李夷简、令狐楚相继为相，人事变动之勤已经充分暴露德宗“猜忌刻薄”的品性和直道难行于世的事实。贞元后期，德宗已经习惯了谀颂之声，有心之人自然会投其所好。贞元十二年进士科所试《日五色赋》便迎合了德宗的心理需要。此赋题出《礼斗威仪》： 政太平则日五色，政颂平则日黄中而赤晕，政和平则日黄中而黑晕，政象平则日黄中而白晕，政升平则日黄中而青晕。[11] 从题目出处不难知道此题意在歌功颂德。李程以《日五色赋》被擢状元第，他不仅破题以“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八字将颂日与颂君不动声色地结合在了一起，而且接下来“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验瑞典之所应，知淳风之不遐。禀以阳精，体乾爻于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气于皇家”[7]28几句也是时刻将太阳与君主对举，或以太阳比喻君主，或用太阳彰显君德，塑造着皇家的太平气象。另外，赋中还有诸如“舒明耀，符君道之克明；丽九华，当帝业之嗣九”，“浩浩天枢，洋洋圣谟，德之交感，瑞必相符”，“天有命，日跻圣，天阶平，王道正”，“设象以启圣，宣精以昭德”等句，同样是在不遗余力地借颂日宣扬皇家的恩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日五色赋》考试当年还是之前，德宗时代均未出现承平景象，反而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5]219。所以，此题与大历四年博学宏词科所试《五星同色赋》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用浪漫主义笔法表达了时人对承平的呼唤。 相对于贞元十二年的《日五色赋》而言，次年的《西掖瑞柳赋》则具有强烈的写实性。两《唐书》均记载有吕渭以瑞柳为题试进士事，《旧唐书·吕渭传》载：“中书省有柳树，建中末枯死，兴元元年车驾还京后，其树再荣，人谓之瑞柳。渭试进士，取瑞柳为赋题。”[8]3768此题限以“应时呈祥，圣德昭感”为韵，八字与题中“瑞柳”二字共同体现了主考官的命题旨趣。考生只能顺着颂圣的思路构思行文，这应该是每一个考生都能意识到的问题。故陈诩赋开篇即云“柳变西掖，瑞彰圣时”[7]396，将柳的枯而复荣与圣时紧密结合了起来。德宗圣驾巡游未转时，这棵柳树“独孤凋而枯瘁，似永隔于风光，无絮花之似雪，意膏露之疑霜”，完全处于枯瘁的状态；可是当“千官捧日以输忠，万姓从龙而翊圣”之际，这棵枯柳却在“彼众芳之已歇”时独“得秋而始盛”，表现出“异于常材”的生机。这就是郭炯在赋中所说的“当圣泽未沾，故兀然枯瘁；及天光回照，遂蔼尔敷荣”[7]396。 可是主考官吕渭用心良苦的溜须拍马并未能赢来德宗的赞许，《新唐书·吕渭传》称：“帝闻，不以为善。”[5]4966因为这个题目让他再次记起了当年奔逃的耻辱，兴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怀光为太尉，怀光反。丁卯，如梁州”[5]190，至七月德宗始返京师。这就是陈诩赋中所言之“望车尘之行幸，慰都人之怨思”和史书中所谓之“兴元元年车驾还京”。作为帝王，因避乱远离京师本就不是光彩之事，又在十余年后被再次提起，所以与其说是借瑞柳歌颂皇恩，不如说是因瑞柳揭露了伤疤。也是在兴元元年，德宗在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问题上颁诏罪己：“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12]公开声明自己失道、不君，并从此调整了对方镇的政策，作为皇帝的德宗已然颜面无存，又何来至德动天使“枯朽效祥而发生”呢？所以，如果贞元十二年的《日五色赋》重在务虚的话，贞元十三年的《西掖瑞柳赋》则必然会勾起德宗真实且不堪回首的记忆，那么“不以为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不管如何，我们不能否认《西掖瑞柳赋》与当时现实的联系。 通过以上考述，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分布于玄宗、代宗、德宗三朝的符瑞类科场试赋与命题时的政治背景或文化背景有紧密的关系，是当时时代氛围在科举考场上的文学呈现。主考官结合时代大背景设置试题，无论是歌颂真实的盛世还是寄寓美好的愿望，无不体现出了对现实观照的意义。总之，看似简单的科场文学创作，实则是服务于时代需要的政治书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