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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唐代科场符瑞类试赋可以发现，此类试赋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换言之，作为严肃的政治活动，此类试题并非随意设置的，而是与当时的具体政治、文化环境紧密相关。就现存符瑞类试赋来看，开元四年进士科所试《丹甑赋》、开元二十七年进士科所试《蓂荚赋》属玄宗时代，宝应二年进士科所试《日中有王字赋》、大历四年博学宏词科所试《五星同色赋》属代宗时代，建中元年文词清丽科所试《指佞草赋》、贞元十二年进士科所试《日五色赋》、贞元十三年进士科所试《西掖瑞柳赋》属德宗时代。通过文史互证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的命题折射出了不同的时代需要。 开元年间，玄宗励精图治，创造了李唐王朝的“全盛日”。诗人杜甫在《忆昔二首》其二中感慨当时“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1]。虽据仇兆鳌《杜诗详注》所引柳芳《唐历》可知杜诗所回忆者当属开元后期，但玄宗初期亦采取有积极的劝农措施，如《新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元年正月辛巳，皇后亲蚕。”[5]122“皇后亲蚕”看似象征性的活动，实则表达了朝廷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态度。在这种背景下以《丹甑赋》为题选官，无疑表现了朝野对丰年的渴望。沈约《宋书·符瑞志下》云：“丹甑五谷丰熟则出。”[3]852唐人崔融在《代皇太子贺石龟负图表》中亦云：“百宝用而银瓮满，五谷丰而丹甑出。”[6]也就是说，丹甑的出现往往象征着五谷丰收，所以史翙在赋中说：“应皇运而无疆，报时丰于有国。”[7]391在农业社会，希望丰收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不过从史翙赋中“天应灵贶，人期至丰”句来看，《丹甑赋》所限韵脚“国有丰年”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美好的心愿，或者说当时相较以前已经表现出丰年的势头。 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玄宗开元后期终得复振“贞观之风”，“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抱怨”[8]236，这种太平景象通过开元二十七年的《蓂荚赋》进行了歌颂。文献记载，尧为天子，蓂荚生于阶下；后来，周公作乐而天下治，蓂荚再现。李善注《文选》张衡《东京赋》“盖蓂荚为难莳也”句云：“蓂荚，瑞应之草，王者贤圣，太平和气之所生，生于阶下。”[9]此时以《蓂荚赋》为题，并非单纯追模尧帝盛世，而是意在突出当下承平，其实程谏赋中所云“盖历代而难值，至我后而斯呈”[7]399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吕諲在赋中亦指出“惟我后之钦若，亦合符而受赐”，突出了蓂荚的现实意义，即玄宗朝大道已行，主圣臣忠，所以才会通过蓂荚“表皇王之瑞”。 安史之乱中，肃宗长子李豫“常从于兵间”，并于乾元元年(758)四月被“立为皇太子”。肃宗崩于宝应元年(762)四月丁卯日，皇太子李豫于己巳日“即皇帝位于柩前”[5]167，是为代宗。其时不仅“余孽犹在”，而且多处叛乱，可谓内外交困。对于刚刚即位的代宗，树立自己的权威成了当务之急。宝应二年进士科所试《日中有王字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仅凭题目中“日中有王字”已经不难窥见朝廷借日颂君维护代宗权威的意图了。乔琮赋云：“至尊者王，至明者日。处其位兮无二，配其德兮惟一。”[7]16太阳与帝王都是独一无二的，将帝王与太阳对等，巧妙地将颂日和颂君融为一体。日中王字的出现必在王者“布德而上通”之时，其意义在于“昭宸聪，彰国风，焕乎黄道，赫矣苍穹，表皇纲之不紊，延圣祚于无穷”[7]17。郑锡赋中也认为，日中之王字“乃圣人合契，至化玄通”，“因嘉瑞以增德，合元符而降祚”，而大明“吐象成字”时正呈现出“河清海晏，时和岁丰，车书混合，华夷会同”[7]16的社会特征。这无疑是对代宗权威的宣示！ 安史之乱平定后，代宗朝并未迎来全面和平。据《新唐书·代宗本纪》记载，自宝应二年七月始，吐蕃数次作乱，先后陷陇右诸州、邠州，“寇奉天、武功”，至十月甚至“陷京师，立广武郡王承宏为皇帝”[5]168。此外，尚有诸多内忧外患，仅以永泰元年(765)而言，正月“歙州人杀其刺史庞浚”；“二月戊寅，党项羌寇富平”；“七月辛卯，平卢、淄青兵马使李怀玉逐其节度使侯希逸”；“八月庚辰……仆固怀恩及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剌寇边”；九月“甲辰、吐蕃寇醴泉、奉天，党项羌寇同州，浑、奴剌寇盩厔，京师戒严”；十月“己未，吐蕃至邠州，与回纥寇边。辛酉，寇奉天。癸亥，寇同州。乙丑，寇兴平”；闰月“辛亥，剑南西山兵马使崔旴反，寇成都”[5]171-172。内忧外患使和平成了人们最殷切的期待。大历四年博学宏词科所试《五星同色赋》便是朝廷和平愿望在科场上的文学书写。《史记·天官书》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宁昌。”[10]五星同色是天下和平的象征。现存崔淙赋认为，五星之所以会出现同色瑞象是因为“我后运乾之符，握坤之纽，表正万方，肇康九有。启土继圣，乃人和而岁阜；顺时立政，故天长而地久”[7]12和“我后修五礼，偃五兵，君臣一德，歌舞以行。斯仓斯廪，如坻如京。玉衡正，太阶平”，只有帝王多行王道，惠化万民才能引起上天的感应，“遂使金也、水也，不能知白而守黑；木也、火也，不能全曜而自贞。乃并用而丕变，与黄中而同明”。在崔淙看来，五星同色不仅是“助我后夙兴之勤思”，也是“表圣皇夜寐之勤政”。需要指出的是，两《唐书》中并未记载大历四年或此前出现过“五星同色”的瑞象，因此以“五星同色”为题应属更多地反映了和平的愿望。 “大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皇太子于癸亥日“即皇帝位于太极殿”[5]184，是为德宗。德宗初即位便“贬常衮为河南少尹，以河南少尹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5]18４。据《新唐书·崔祐甫传》知，祐甫“性刚直，遇事不回”[5]4667，特别与常衮积怨已久，因此一旦任相即革惩前弊。崔祐甫当国之前，“官赏缪紊”。具体来说，“元载用事，非贿谢不与官，刬塞公路，纲纪大坏”，常衮登相位后，虽然“惩其弊，凡奏请一杜绝之”，但“惟文辞入第乃得进”，结果造成了“无所甄异，贤愚同滞”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崔祐甫“荐举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逾年，除吏几八百员，莫不谐允”[5]4667，崔祐甫的举措相对此前自然是新气象，因此赢得了德宗的赞许。建中元年(780)文词清丽科所试《指佞草赋》也是在这一政治大背景下进行的。指佞草原名屈轶草，囚佞人入朝则屈而指之，故又名指佞革。这种草代表直道的品质，故梁简文帝《大法颂》云：“草名指佞，便辟去朝；兽称触罪，奸回放黜。”[1]3022在朝廷中，佞与直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品格，梁肃赋称：“佞者，小人之道；直者，为国之宝。”[7]399在当时人看来，以元载为首的官场充满了佞邪之气，虽有常衮“惩其弊”，但又因其个人好恶造成了新的弊病。崔祐甫颇似指佞草，登位宰相后使“便辟去朝”“奸回放黜”，官风为之一振。指佞草同其他符瑞一样，逢时效灵，其出现意味着“圣泽濡煦”的时代特征，昭示了德宗亲贤臣的意愿。即沈封赋中所称的“所以彰吾君之睿圣，所以表吾君之德馨”[7]400，只有“勤施五至，克奉三无，多忠良之士，绝谗佞之夫”，才能营造出郑辕赋中所写的“野退宵人，朝多髦士，同鱼水之合契，绝螮蝀之莫指”[7]400政治氛围。所以，《指佞草赋》的意义一在歌颂德宗所用得人，二在礼赞崔祐甫举措得力。当然，应试者没有忘记化身灵草，像沈封赋中所说的那样“君子在位，我则恭默以倾心；佞人入朝，我则无私以直指”，去辅佐帝王实现大化的盛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