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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再三约稿，鲁迅终于开始了《狂人日记》的创作。然而，这部作品并不是新文学作家在自然状态下自发地创作出来的，而是在期刊的生产方式有了重大转变的情形下被催生出来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恰是这部被“催生”出来的作品标志着“新小说”的大幕徐徐拉开。对此，张定璜在论及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的意义时，曾专门与先它多年出现的《双枰记》《绛纱记》《焚剑记》进行了对比：“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26]这种带有切身阅读体会的中肯之论表明，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不仅对他本人的文学创作带来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新青年》编辑钱玄同等人的约稿之于鲁迅文学创作的意义呢？ 其一，《新青年》编辑的约稿，重新唤起了鲁迅的文学之梦，激发了鲁迅文学启蒙的热情。如果说早在日本东京时期，鲁迅就把文化启蒙的希望寄托于文学创作的话，那么，随着鲁迅等人所创办的《新生》杂志无疾而终，其文学之梦最终变得落寞异常，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学想象，并没有如期出现，相反，倒是曾经的同路人开始分道扬镳，最终落得“荷戟独彷徨”的结局。对此，时过多年之后，鲁迅在其回忆的文章中还如此感喟：“这是怎样的悲哀呵！”[27]正是这种被毒蛇一般缠绕的绝望体验，使鲁迅从事文学创作的热情不复存在，甚至对文学启蒙一度产生了怀疑。从此，鲁迅逐渐地沉入古籍之中，或抄古碑，或整理古籍，开始销磨自我通过文学启蒙参与社会现实变革的“好梦”。如果不是《新青年》的编辑再三约稿，鲁迅也许会将其精力完全沉浸到古籍中，很难再次接续上自我文学启蒙的梦想。实际上，即便是《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前来约稿，鲁迅对文学启蒙的作用和意义也曾深表怀疑，正如他所表述过的那样：“把他们从铁屋子惊醒来，但这有什么意义呢？”这说明，随着文学启蒙之梦的破灭，鲁迅对文学启蒙的作用和意义已经产生了巨大怀疑。然而，由于钱玄同的再三说服，鲁迅才又赓续上了当初的文学启蒙之梦。 鲁迅尽管尚未创作出被读者认可的作品，但是，这并不影响《新青年》编辑钱玄同对鲁迅创作出“思想上数一数二”的作品的心理期待。这样的新思想恰好与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相吻合。实际上，当鲁迅的现代小说得到了热烈回应之后，历史便一下子奠定了他作为《新青年》重要作者的地位，以至于可以左右《新青年》编辑之间的不同意见。[28] 鲁迅对文学创作的热情一旦被激发，便迅疾进入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创作收获期。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早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便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正在学习的医学，希望通过文学创作来拯救国民那麻木的精神。但他真正付之于实施而进入文学创作的收获期，还是在创作了小说《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说过：“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29]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通过一些“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30]真实地表现出来，因而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鲁迅被誉为新文学创作实绩的代表人物。对此，茅盾曾这样评价：“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31]茅盾认为鲁迅的这些小说“模样”和传统小说“模样”截然不同，在其思想深处，他甚至把鲁迅所说的“小说模样的文章”也转用过来；其实，鲁迅和茅盾在此都突出《呐喊》所收录的小说的“文章”属性，正是区别于传统小说的现代小说所具有的属性。鲁迅的多篇小说之所以做到了“一篇有一篇新形式”，就在于其所要表达的思想有所不同，这恰是小说形式“随物赋形”的自然结果。从外在的形式来看，鲁迅创作的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截然区别于传统小说的形式。而鲁迅和茅盾在此突出其小说的“文章”属性，自然是为了完成与传统小说形式的切割，避免人们把这些“新小说”与“旧小说”混为一谈。 其二，鲁迅纠正了对《新青年》认知上的偏差，积极参与到创造新文学历史的进程之中，由此开始了他与《新青年》的共同成长的辉煌历程。客观地说，《新青年》在诞生之初，并非像历史业已凸显出来的影像那样光彩夺目，它在诸多杂志中也是平常的杂志。而《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也并非是第一次主编杂志，只是此前他主编或参编过的杂志并没有被历史如此深刻地记忆着。这说明，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时，并非像我们的文学史所凸显的那样，预示着一场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大剧就此开始。在此情形下，《青年杂志》如果不是阴差阳错地从上海进入北京，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角是否仍然还会是《新青年》，便很难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历史即便没有选择《新青年》，也会有另外的杂志承担起这一时代重任。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通过想象性假设，我们会对历史如此这般发展过来的内在缘由有更深入的把握。 如果把《新青年》置于历史发展的“河道”加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新青年》就其总体指向来看，恰像起源于高山峻岭的涓涓细流一样，它自然是循着河谷找寻着通向大海的河道，但是，这一历史河道到底怎样通向大海，并不是预先设定好的，而是在流动的过程中，边找寻边发展，最终才找到了通向大海的河道。假设陈独秀一开始就对《新青年》的发展有着清晰的定位，那他就不会在不断探索中把朦胧的启蒙意识转化为清晰的启蒙路径，而是直接刊发出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类的革命性文章。然而，客观情形是，当胡适提出文学改良的想法，并把这一想法在通信中告诉陈独秀时，陈独秀并没有给予多少正面的回应，而是“顾左右而言他”。陈独秀依然循着自己的思维惯性，期待着胡适能够继续翻译一些像《决斗》之类的外国优秀小说，以便在多年的改良之后，最终促成新文化的发生与发展。这说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并不像我们的文学史所作的线性描述那样，它从一开始就直接指向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新青年》之所以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温床，恰是它不断调整、自我纠偏的历史结果。 鲁迅对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的认知有个发展的过程。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所说：“在与金心异谈论之前，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的了，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4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这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32]如果周作人的回忆是真实可靠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断，鲁迅不但不认同《新青年》，反而还认为其“颇多谬论”，而他“买了来”的目的，也就不再是把其视为“启蒙”宝典，反而是作为“靶子”予以“批驳”。如果说，周作人的回忆并非完全可靠，那么，我们从鲁迅日记对《新青年》的记录中可以推断，鲁迅对《新青年》良莠不齐的文学创作有所不满，觉得其中的一些文章而并非是所有文章“颇多谬论”。其实，早在1917年1月，鲁迅就曾经给周作人寄过《青年杂志》：“上午寄二弟《教育公报》二本，《青年杂志》十本，作一包。”[33]这说明，鲁迅还是把《新青年》当作重要刊物，只是在一开始还没有把它当作非常重要的期刊。否则的话，他不会在日记中先突出《教育公报》，然后再谈及《青年杂志》。1918年1月4日，鲁迅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及《新青年》时，还基本上秉承了既有的认识，并凸显了“《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34]这一困顿现象。其实，《新青年》的读者群主要是新式教育下的学生，如果把其置于“书肆”之中，一般市民会购买社会言情小说期刊，而不会购买《新青年》杂志。但鲁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如此这般地“平铺直叙”。这正可以看作鲁迅对《新青年》认识是有偏差的。 鲁迅为什么会对《新青年》有着这种偏差性的认识呢？这恐怕与该时期出版的《新青年》既没有什么惊世骇俗之作，又处于文化边缘、未能进入文化中心有关。1917年，《新青年》即便刊发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其所探究的问题及提出的解决方略，也大都在晚清的文学改良中有所体现。显然，这样的“文学改良”主张，除了会让鲁迅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之外，并不会带来多少真正具有冲击力的文化体验。在某些情况下，《新青年》刊发的文章所承载的思想，在鲁迅看来，甚至还“多有谬论”。胡适、陈独秀等人对文学革命的呼唤被淹没在了诸多其他文章中。 鲁迅对《新青年》认知纠偏与《新青年》自我不断调整的历史过程是共生共长的。如果说《新青年》以其开放包容的文化姿态对异质文化采取了兼容的策略，那么，鲁迅同样是以开放包容的文化姿态对外来文化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方略。这就使二者具有了相互交融的前提。随着《新青年》编辑钱玄同的约稿，鲁迅对《新青年》的文化启蒙历史担当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并由此开始加入到了《新青年》的作者队伍之中。 其三，鲁迅重新从事文学创作，实现了自我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融会贯通，这既使他创作的文学成为磅礴于时代的新文学主潮，又真正地实践了他早年立下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社会宏愿。鲁迅对改造中国文化的艰巨性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对此，鲁迅在后来的讲演中说道：“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35]也许，正是基于这一清醒认识，鲁迅才逐渐地放弃了原来做得很好的“梦”，也不再指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是沉潜到现实中，在绝望之中重新找寻希望。但是，他的文学启蒙的情结并没有就此纾解，他依然在枯燥乏味的现实社会中给自己继续追求下去的理由。鲁迅曾经这样说过：“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36]。但是，当鲁迅在创作出《狂人日记》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之后，他的整个人生就不再是单一的教育部佥事身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小说”作家。然而，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呼唤，没有《新青年》编辑的再三约稿，鲁迅的文学情结也许难以获得纾解与复活的机缘，文学创作也许就难以成为其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其民国教育体制内的教育部佥事身份，也许就是标示其社会身份的唯一符码。因此，当鲁迅的“新小说”作家的身份取代了其教育部佥事的身份时，新文学作家便成为其人生具有恒久价值和意义的身份。在此情形下，鲁迅不再像创作《狂人日记》之前那样，对人生持绝望的态度，而是“听将令”，参与到了毁坏“铁屋子”的文化启蒙队伍中，甚至不惜放弃教育部的公职成为相对独立的“职业撰稿人”。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之后，它所引起的反响到底怎样呢？从读者的层面来看，一是他们关注作者鲁迅到底是何许人也？这种追问，对教育部佥事周树人来说自然具有激励作用。其实，鲁迅的这种写作体验，在以后也得到延续。据《鲁迅年谱》载，当《阿Q正传》在报纸上连载时，教育部的一些人对这部小说也议论纷纷，毁誉不一，鲁迅就在旁边，茫然相对，听由大家评论。周树人作为教育部佥事，在教育部并没有显赫的权力，这种普通的职位再加上鲁迅身材矮小，恐怕是难以被同僚所看重的。但是，当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之后，情形则发生了变化。二是小说《狂人日记》对传统文化作出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引发了读者的共鸣。如果说“狂人”的思想在十多年以前还难以为读者认同和推崇的话，那么，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人们在民国教育体制内已经开始了系统清理传统文化中那些与民主共和政体不吻合的内容。在袁世凯获取政权之后，从复辟帝制出发，他将传统的“忠孝节义”等思想依然奉为圭臬。显然，这与民主共和的政体是背道而驰的。在此情形下，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反思和清理便成为时代共识。这种情形恰似清扫“旧理念的奥格亚斯牛圈”，唯此，“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生的园地中建立自己的思想信念”[37]。在这一历史大潮的裹挟下，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便不再是“孤军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批判，而是带有一定“先锋”色彩的文化反思与批判，也就是说，其作为“先锋”是和“大部队”可以前后衔接的，这与十几年以前的那种“孤军深入”所引发的“脱节”是不一样的。所以，当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着力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吃人”的思想时，它便迅疾地引起了那些已经接受了现代意识熏染、又对传统文化“吃人”有着切肤之痛的“新青年”的共鸣，随后出现了一大批文章回应这一思想，使其点燃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鲁迅在此作为时代思想的代言人，等于对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的思想混乱乃至当权者的倒行逆施，作出了“盖棺论定”的结论。以此为肇始点，中国传统文化从神坛上被请了下来，开启了一个重构现代文化的新时代。由此说来，鲁迅在创作出《狂人日记》之后，面对如此热烈的读者回应，既不会重归“沉寂”，更不会“鸣金收兵”。 总的来说，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来看，《新青年》编辑向潜在作者鲁迅的再三约稿，意味着期刊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正是在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制导下，作者队伍的构成以及作者所创作出来的文章，便不再是自然状态下的作者，更不是自然状态下进行创作的作者，而是在自觉状态下的作者选择，在确定好的潜在作者之后，通过再三约稿，把期刊的内在要求转化为制导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编辑的构成以及编辑所编发出来的文章，也不再是自然状态下的编辑，更不是自然状态下被动编辑出来的文章，而是在自觉状态下编辑主体的确立，这就使期刊刊发的文章体现了期刊的文化诉求；读者的构成以及读者所接受的文章，也不再是自然状态下的读者，更不是自然状态下读者被动地接受文章，而是在自觉状态下读者主体的确立，这就使读者在接受阅读的过程中渗透着清晰的阅读期待。《新青年》的编辑根据其办刊理念重新选择作者、重新定位，这才开启了理念制导下的现代期刊生产方式，他们才向“名不见经传”的潜在作者周树人约稿。这种新的期刊生产方式，既改写了潜在作者周树人的人生轨迹，又改变了《新青年》在文化发展历史上的边缘地位，还促成了作为接受主体的学生对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认同和发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