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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许多人都在强调，要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必须特别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吸取优秀资源。这本身并不错，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却十分狭窄，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化里又局限于儒家文化，恰恰忽略了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化也是一种传统，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更被冠以“反传统”的罪名受到普遍的排斥。这叫“抱着金娃娃讨饭吃”。其实鲁迅所面对的问题，是最接近今天的。就文化而言，在诸如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基本问题上，鲁迅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我曾经提出了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经验(其中也包括文学经验)”的概念，鲁迅的文学与思想无疑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当我们面对中国现实问题时，鲁迅的经验(文学经验)就具有直接的启示作用。我还说过，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历史责任，是要创造出对当代中国经验与现实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理论。这样的创造需要理论资源，而鲁迅的思想应该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鲁迅研究跟其他现代作家研究区别何在 《心灵的探寻》还有另外一个题词：本书“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鲁迅观的，即把鲁迅看作是“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并与实际从事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实践者有着紧密的精神联系。这并非我的原创，记得王得后先生就说过类似的话：它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人对鲁迅及“鲁迅与我们”关系的一个基本看法。这也包含了我们对鲁迅研究的一个基本看法，把“鲁学”看作是“人学”即中国人的改造之学，是“社会学”即中国社会的改造之学。 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鲁迅研究跟其他现代作家研究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区别主要有二。其一，作为“人学”，鲁迅文学的最大特点与魅力就在于对人的灵魂开掘之深。这就决定了鲁迅文学不仅要搅动读者的灵魂，首先要搅动研究者的灵魂。至少在我的经验里，面对鲁迅，是无法“隔岸观火”，而必然要将自己“烧进去”的。鲁迅对于我，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精神对话的对象。在我遇到现实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困惑时，就习惯性地打开鲁迅著作，从他那里吸取精神资源与力量。这样，鲁迅就自然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用现在的说法，我和我的研究对象构成了“生命共同体”。在我研究其他现代作家时，就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与其他现代作家可以有共鸣，却难有生命的融合；可以得到启示，却很难影响生命的成长。 其二，作为“改造中国社会之学”，鲁迅文学的另一个巨大魅力，就是他对中国社会问题开掘之深。鲁迅文学特别是他的杂文，面对的都是现实生活里的具体的人和事，但他总要开掘到历史的最深处，中国文化的最深处，人性、国民性的最深处。因此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就不仅具有现实性，更具有超越性。他的思想和文学不仅面对他的时代，更指向未来。于是就有了“活在当下的鲁迅”的说法。我常说，鲁迅对于中国，是一个“现代进行时”的存在。有人曾把鲁迅揭露193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种种怪事的杂文，改一个题目叫“鲁迅论当代中国文坛”重新发表，大家都觉得好像鲁迅就在对现实发言。这也就使得我们的鲁迅研究很难作纯粹的历史研究，而必须面对当下中国的现实。这就给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当代阐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以上两大特点，也决定了读者对鲁迅的阅读与接受。记得我在1980年代讲鲁迅，不仅自己极其投入，学生也极其投入，那种“生命共同燃烧”的鲁迅接受场景大概永远不会再有。从1990年代开始，学生听我的课，就分为两派。尽管可能是受我讲课的影响，大家都尊敬鲁迅，但在鲁迅与自己的关系上发生了分歧。一派学生认为，鲁迅应该进博物馆，我尊敬他，但不愿意让他来影响自己的生活：鲁迅太重，我想活得轻一点。而另一派学生则说，我就是不满意于自己活得太轻，太混沌，我渴望像鲁迅那样思考沉重的问题，活得更清醒、更认真、更有意义，希望鲁迅进入自己的生命。在我看来，从1990年代到现在，青年对于鲁迅的态度大概分为这两大派。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拒绝，还是接受，都与各人自己的生命选择有关。这恰恰反映了鲁迅文学是真正的生命之学；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也就有权接受或拒绝鲁迅。青年多变，今天拒绝鲁迅，明天自己有了新的阅历，面对新的问题与选择，又反过来走近鲁迅，这是鲁迅接受史上经常发生的事。而且即使终生拒绝、远离鲁迅，也是正常的：为所有的人都接受的鲁迅反而是不真实的。接受鲁迅，特别是生命投入式的接受，永远是少数人。 这样的接受者不会局限在学院里。我曾经说过，鲁迅的真正知音在民间，那些关心、思考、参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民间思想者与实践者，在一定意义上是比我们这些学院里的知识分子更接近鲁迅的。这就涉及到有没有民间鲁迅与学院鲁迅的区分，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我觉得民间鲁迅还是有的，我自己就是从民间鲁迅研究走向学院派鲁迅研究的。我最近刚给一位打工者写的《我们还需要鲁迅吗》一书写了篇序言。作者从1990年来北京，在北大附近的中关村漂泊了20多年。在为生计奔波的同时，又为精神的苦闷不能自拔。就在这种情况下，作者遇到了鲁迅。他一遍又一遍地读鲁迅原著，又读我和其他鲁迅研究者的著作。他对鲁迅的熟悉，让我大吃一惊，引述鲁迅著作几乎随手拈来；他对我的研究著作阅读之认真，更让我感动。从他写的大量读书笔记看，他是真正读进去了。他是带着自己的问题阅读鲁迅、研究鲁迅的：他说自己要“以小民之心，从小民的视角，看一看，想一想，鲁迅这位医生，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及精神的诊断准确否？我们身上那艳若桃花的红肿还在否？倘若按他开出的药方去治疗，能痊愈否”？最后他对这个时代提出的“我们还需要鲁迅吗”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写成了这本书。我拿着这本沉甸甸的民间鲁迅研究著作，立刻想到40多年前，我也写过一本《向鲁迅学习》的书。这是我在“文革”期间给“民间思想村落”的青年朋友讲鲁迅的讲稿，以及我自己写的读书笔记汇集而成，当时还没有条件打印成册，是一个手抄本。写完后我想寄给大学的老师和研究专家看，却顾虑重重，不敢寄出，又不可能发表，就只好送给老伴，算是一段生命历程的纪念。但这也就奠定了我的“生命投入式”的鲁迅研究的基础。或许正因为有了这一段生命历程，我对民间鲁迅研究有深切的感受与理解，始终认为学院鲁迅研究与民间鲁迅研究是息息相通的，应该相互支持与吸取。 其实，这种对鲁迅的民间接受与阐释，是随时发生的。从去年底到今年年初，有两件事是可以进入鲁迅接受史的。一个是“赵家人”突然成了网络上的热词，这一说法源于鲁迅的《阿Q正传》中赵太爷对阿Q说：“你配姓赵？”这样的等级分明，连姓氏都要垄断的权势者，是很容易让人想起当下中国社会；可以说，鲁迅的“赵家人”一语道破了人们早已不满而又说不清楚的中国现实本质，是极具解释力与批判力的。其实，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还有一句：“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这对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的某些现象也很有解释力与批判力。这是很能显示鲁迅文学与思想的生命力的：鲁迅的思想与语言，在网络上的传播还会继续下去，人们将不断从鲁迅著作中开掘新的批判性资源，鲁迅也将在网络时代更深入地走向中国的民间社会，这是可以期待的。 再就是我们最近讨论的李静编剧的，由80后一代人执导和演出的话剧《大先生》这是一部思想者的剧作，在这个文学创作与戏剧思想普遍贫乏的当下，是十分难得的，而它的思想资源与灵感正是来自鲁迅。在我看来，这部剧作构思最巧妙的地方在于选择了鲁迅逝世前的瞬间。这正是历史的一个交接点：剧作前半部，鲁迅与许广平、朱安、母亲，以及周作人、胡适的对话、思想的交流、情感的纠葛，结束了“前历史”；然后就往后走，一直走向当代。全剧的中心，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鲁迅如果活在当代，会怎么样？也可以说，作者是在“接着鲁迅往下讲”。在熟读鲁迅，又有了自己的感悟以后，一方面，试图以鲁迅的思想与眼光、方法来看现实中国社会；然后又用当代人的思想、观念、情感来看鲁迅。正是这样强烈的当代感震撼了观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构成了戏剧后半部核心的，一是那把椅子要表达的是鲁迅对中国革命的思考，一是对革命成功以后的被称为“天堂”的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表现，表达的是鲁迅对“黄金世界到来以后”的思考与隐忧。应该说，这两个方面，都抓住了鲁迅思想特别是《野草》时期与鲁迅生命最后十年的思考的要害；不必讳言，这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两个最尖锐也最有争议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者通过抓住鲁迅思想的核心来面对中国当代问题的核心。这本身就显示了作者非凡的眼光与胆识。在我看来，这是《大先生》一剧的主要价值与成功之处。至于作者对鲁迅这两方面思想的理解和表现，是否有些简单化，用戏剧的方式来表现如此重大的时代主题，是否存在问题，这都是可以讨论的，反而不那么重要了。而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鲁迅的观点，以及作者的理解、阐释与表现，会引发各种争议，更是正常的，甚至是我们所期待的。2016年以戏剧形式出现的民间鲁迅研究、阐释，对我们学院里的研究，是一个启示，更是挑战：鲁迅研究在注意其思想与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也要抓住鲁迅思想与文学中的重大课题，面对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开掘与发扬鲁迅的思想锋芒与怀疑、批判精神。我们的学院研究应该追求精细与大气的结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