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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识鲁迅的超越性力量 怎样才能有独立的新阐释，新创造？关键是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说过，我的鲁迅研究分为前期、后期，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当代问题。《心灵的探寻》面对的是“文革”的“极左”思潮造成的思想、文化的混乱，以及自己精神的困惑，目的是要走出“文革”，找到在长期奴化教育下失去了的自我。当时的问题意识有二。一是历史的追问：自我独立性是怎么丧失的？一是自我的审问：知识分子在体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因此《心灵的探寻》强调的是“个体的鲁迅”和“人类的鲁迅”，特别突出“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鲁迅”，以及他对“帮闲、帮忙、帮凶的知识分子”的批判。这也是和1980年代个性解放和“走向世界”的时代思潮相呼应的。我并没有因此完全否认“民族的鲁迅”和“社会的鲁迅”，但却将它搁置起来，这就是前文涉及的带着所处时代的问题去阅读与研究鲁迅，在有所发现的同时，也必然有所遮蔽。到2001年写《与鲁迅相遇》时，就面对完全不同的时代问题：中国发生的由社会贫富不均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两极分化，以及知识分子的分化。由此提出了“知识分子(首先是自我)的历史选择”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民族的、社会的、阶级的鲁迅”“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鲁迅与自由主义的论战，鲁迅提出的“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都成为《与鲁迅相遇》一书的主要论述内容。退休之后，面对我所说的权力与市场结合的现实，我又明确提出了“左翼鲁迅”的概念，继续强调鲁迅的左翼立场：他的社会平等的理想，站在平民这一边的选择，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怀疑、批判精神。同时将鲁迅左翼与政治左翼的盲从性区别开来，突出他的独立性，对“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警惕，特别是“革命胜利以后”的中国的隐忧。这都反映了随着对中国现实问题认识的深化，对鲁迅认识的深化。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历程，具有很大的个人性。今天在这里讲这些，只是为了说明，不断找到属于时代，又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这是鲁迅研究得以不断涌现新发现，不断深化的关键。这背后又是一个如何正确地把握时代与自己关系的问题。 这正是我最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你们面对的是时代的什么问题？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现实中国的诸多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问题。但这不是我最想讨论的问题，我更想说的是更具有超越性的问题。这也是有针对性的：我始终觉得，我们的研究包括鲁迅研究，一直存在两个问题：要么脱离现实，要么和现实贴得太近，缺乏距离感。脱离现实的问题，经常有人讲；而缺少大视野、超越性眼光的问题，却鲜有提及。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更根本性的。这也涉及对鲁迅的看法，我们都比较注意鲁迅对现实的关怀和介入，却很少注意鲁迅的超越性思考。 我想问的问题是，年轻人到我这个年龄，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和世界将面临什么问题，自己将面对什么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思考这个问题。别的研究者可以回避，但鲁迅研究者必须面对。在我看来，只有存在一个“未来三、四、五十年的中国和世界”的大视野，在鲁迅研究上才可能有一个大境界，才能更深刻地把握鲁迅的意义。我自己思考这一大问题，是由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的，我敏感地感觉到“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到2011年发生的许多事情，更使我得出了一个“全世界都病了”的概念：中国病了，美国病了，日本病了，北欧也病了。这就意味着，现在世界上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发展模式，无论是美国模式，北欧模式，还是中国模式，所有的文明形态，无论是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美国文明，伊斯兰文明，都出现了问题。过去面临局部性危机时，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中国有病就学美国资本主义，这是右派的观点；学北欧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左派的观点。现在美国、北欧自己都有了病，再学习它们就需要多加考虑，至少不能简单搬用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我们原有的知识，原有的理念，都解释不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问题。用原教旨自由主义的观点，或左派的观点，分析当下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颜色革命并没有像自由主义者期待的那样，成为“第三次民主浪潮”，华尔街占领运动也没有像左派预言的那样，“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恰恰就是固守自己原来的立场和观念，把现实发生的一切，都硬套到自己的理论体系里来加以解释，结果是相形见绌，漏洞百出。现在正是一个“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是长青的”时代。现实生活在急剧变化，亟须新的理论创造。 现在正需要对既有的制度、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反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这也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我不赞成文明崩溃论，也不赞成文明崛起论。也就是说，我们既要正视文明危机，但也不要因此而走向“文明崩溃论”：任何文明既然发展到今天，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如果因为某种文明发生了危机，而断定另一种文明的“崛起”可以拯救世界，那就更陷入了迷误：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全面危机，任何制度、模式和文明都不例外。我们的任务是真正深入到现存的所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的内部结构里去，研究它的合理性在哪里，它的危机在哪里。在此基础与前提下，再考虑有没有可能提出一种综合性、超越性的理想，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创造新的“乌托邦”，实现世界文明发展的转机。 在我看来，只有在这样的世界文明大检讨、大反省、大转机的视野下，我们才能真正发现和认识鲁迅对中国文明、西方文明的批判性思考的意义。我赞成刘春勇的观点，就是要打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样一种线性的西方理论模式。它有它的合理性，但已经解释不了现实，也解释不了鲁迅。我们这几代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先是把鲁迅思想与文学强拉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框架里，之后不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看鲁迅，就是站在左派立场看鲁迅，看起来讲得头头是道，其实似是而非。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超越或左或右的既定立场和理论观念模式，在世界文明大检讨的大视野下，重新发现鲁迅的意义。 ①本文根据钱理群教授于2016年4月16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鲁迅逝世80周年青年鲁迅研究论坛上的发言《在“30后”和“70后”鲁迅研究者对话会上的讲话》修改而成，经作者本人审阅，本刊选发其中部分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