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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国的鲁迅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国鲁迅研究界，值得一提的现象是中国国内专家学者的相关论著在韩国刊物上的发表。(19)登载其中大部分论文的年刊《中国现代文学》，由“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始创于一九八七年。其中一九九一年的第六号是《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特辑》，而一九九三年的第八号则是《鲁迅文学与思想研究特辑》。 除了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外鲁迅研究成果外，这个时期还有部分韩国研究者在中国鲁迅研究专刊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其目录如下： 金河林：《鲁迅研究在南朝鲜》，《鲁迅研究年刊》，(宋庆龄基金会、西北大学合编)，中国和平出版社，一九九○。 严英旭：《韩国的鲁迅研究动向》，《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严英旭：《鲁迅文学的创作手法》，《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四年第十二期。 金泰万：《鲁迅讽刺理论研究》，《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七年第八期。 这些事实表明，中韩学者在鲁迅研究领域，进入了相互交流和共同探讨的阶段，从而为韩国的鲁迅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此外，这个时期韩国鲁迅研究的又一个特点，是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现。按时间顺序排列，这些论文目录如下： 金龙云：《鲁迅创作意识研究——以〈呐喊〉、〈彷徨〉为中心》，成均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一九九○)。 刘世钟：《鲁迅〈野草〉的象征体系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一九九三)。 金河林：《鲁迅文学思想的形成和转变研究》，高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一九九三)。 严英旭：《鲁迅文学的现实主义研究》，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一九九三)。 韩秉坤：《鲁迅杂文研究》，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一九九五)。 朴佶长：《鲁迅与“左翼作家联盟”关系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一九九九)。 韩元硕：《阿Q典型研究》，檀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二○○○)。 上述博士论文的著者中，不少目前已是韩国一些大学中文系里的中坚教授，同时，他们又都是韩国鲁迅研究界最为活跃的主要研究者。 另外，这一时期又一值得瞩目的现象，是除专门研究者以外的文学研究人员，对鲁迅文学的关注，其代表可举崔元植和全炯俊。前者致力于韩国文学研究并已取得斐然业绩；而后者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其业绩同样也已在研究界广为认可。崔元植在关于韩国近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论文、著述中不时地以鲁迅作为参照体系，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20)全炯俊教授不仅在其主攻领域，中国新文学时期的现实主义研究的论文和著述当中提及了鲁迅，还编撰了为数不少的关于鲁迅的资料和研究论文，丰富了韩国的鲁迅研究领域的成果。(21)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在鲁迅研究领域，已经拥有了高素质、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其研究水准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应该认为，这一时期韩国的鲁迅研究界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景象，与一九九二年中韩两国的正式建交营造的诸多宽松的客观条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本文旨在考察二十世纪韩国的鲁迅研究情况，包括起始、进展过程、有突出业绩的研究者及成果。为此，本文将韩国的鲁迅研究，根据其特征分阶段进行了考察。 光复前后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韩国处在动荡时期，鲁迅研究可以说也难以达到一个专业化的水平。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自己民族生存处于异常严重危机的状况下，鲁迅研究不仅得以起步，而且，虽历经艰难却没有搁浅，出现了不少翻译、评论作品等，为在韩国确立鲁迅研究的体系打了较坚实的基础。 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八十三个年代，其每阶段的特点分别是学位论文的亮相、较为准确的作品理解和翻译的出现、覆盖鲁迅方方面面的硕士学位论文和整个作品的完整翻译。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鲁迅研究在韩国全面开展，既有“请进来”，也有“走出去”，中韩学者相互交流的新局面的形成和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现，是其重要的标志。这一时期韩国的鲁迅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与一九九二年的两国建交后形成的空前宽松的交流环境不无关系。由此，我们足可以相信，鲁迅研究在韩国将会有更为广阔的前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