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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来东这篇评论，内容涉及了鲁迅的全部文学创作作品，即对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以及散文集《野草》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评论。文中还就鲁迅走上文艺之路的经过、创作以外的论文和翻译活动情况、当时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鲁迅的思想状况，也作了分析和评论。虽然部分内容不尽准确，但是，在韩国鲁迅研究史上第一篇评论文的意义却不可低估。 一九三四年四月，由《东亚日报》发行的综合时事杂志《新东亚》(12)第三十号，刊载了署名“上海申彦俊”的文章，题目为《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作者申彦俊(一九○四-一九三八)，号为隐岩，是韩国独立运动家，当时任韩国《东亚日报》驻上海、南京特派记者。自一九三一年起至发表《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之前，他就已经发表了七篇关于中国政局、思想界动态等方面的文章。他在这篇采访记里写了采访的经过、对鲁迅的印象等，并通过谈话的形式介绍了鲁迅对当时中国时局、文坛动态的观点。 另外，李陆史在鲁迅去世后写了《鲁迅追悼文》，并署名“李陆史”分五回连载于《朝鲜日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的版面上。(13)李陆史对鲁迅持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情感，非一般感情所比，这从他的悼文内容中也可窥见一斑。他不仅记述了鲁迅的生平和在社会改革方面的功绩，还对曾与鲁迅有过论争的革命文学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还特别对鲁迅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作了评述。之所以将该篇追悼文性质的文章，列入评论之列，主要也正是因为有了这部分作品论的内容。 这一时期韩国涉及到鲁迅评论的文章，还有金台俊(一九○五-一九四九)于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二月八日，分十八回以“天台山人”的笔名，连载于《东亚日报》的《文学革命后的中国文艺观△过去十四年△》。(14)这篇也因不是专论鲁迅的文章，因此，不作为本文具体论述对象。 此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韩国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得到解放为止，即韩国光复为止，关于鲁迅作品的翻译或者评论陷入了低潮期，未见新的内容。这是因为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侵略战争前后，韩国内高度昂扬的抗日情绪使日帝韩国统监部引起了警觉，从而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政策所致。尤其是一九三八年，日帝发布的禁书目录中就列入了鲁迅的多部著作，(15)当时研究鲁迅之困难局面可略见一斑。过去有些文章，据该禁书目录认为鲁迅的这些著作当时都已译介于韩国，这种判断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一则这些著作目录中只有中文版和日文版；二来通观韩国的文献资料，并没有发现鲁迅的这些著作当时有韩文翻译的记录。另外，日帝制定这则禁书目录的根据和背景也需要考虑，本文对此不另作赘述。(16) 总之，此后在韩国再次见到有关鲁迅的文章，时间就已经推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九四六年。 (三)光复初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鲁迅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状况(一九四五-一九六○) 韩国光复以后对鲁迅文学表示关注，并有所作为的要首推金光洲(一九一○-一九七三)。金光洲，小说家，笔名为萍，曾就读上海南洋医大，其间除从事创作外，还撰文向国内介绍中国文学。一九四六年，他与李容珪共同翻译并出版了《鲁迅短篇小说集》。该小说集由“汉城出版社”出版，并标有“第一辑”字样，但并未发现有续集出版。译者请丁来东作了题目为《鲁迅与中国文学》的序文，还附了金光洲的译者自序和鲁迅的《〈呐喊〉自序》，最后还附了《鲁迅略传》。该译集收录的鲁迅小说如下：《幸福的家庭》、《故乡》、《孔乙己》、《风波》、《高老夫子》、《端午节》、《孤独者》另外，金光洲还于一九四八年在《白民》新年特辑号上，发表了《鲁迅和他的作品》一文。 这个时期关于鲁迅的论著，还有林炳夏的《回忆革命文学家鲁迅》(一九四七)，金龙燮的《鲁迅论——酝酿期的文学》(一九五五)，朴鲁胎的《鲁迅论》(一九五八)，文璇奎的《谈鲁迅》(一九六○)等。(17) 这个时期，韩国处于一个大动荡之中，经历了迎接光复、南北韩各自成立独立政府、因之而起的朝鲜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朝鲜战争留下的是一个断壁残垣、满目疮痍的韩国。在这百业待兴的岁月里，文学领域也不例外。经过这场手足相残的战争，原来活跃在韩国文坛的主要文人作家或者亡故、或者自愿，或者被迫相继北上，离开了韩国。因此，韩国文坛进入了相对萧条期，即使留下来的文人作家，面对民族生存空间极度被毁的现实环境，也无暇顾及外国文学。何况当时中国人民自愿军的参战和世界冷战局势下反共浪潮的形成，也不容许文人、作家对中国文学表示更多的关注。这一阶段为数不多的几篇相关鲁迅的论著发表，也都是刚刚光复后几年内的事情。这种状况得以改善，在韩国再次见到关于鲁迅的文章是一九六一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