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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家妓以外，刘禹锡乐人诗还描写了府县或军营乐人的生活。如《武昌老人说笛歌》记载了一位军营老将的一生，指出他早年因为擅长吹笛而受到曹王的赏识，进入军营以后曾随军驻守蕲州。当刘禹锡经过武昌时，他还为“庾令”送书信给刘禹锡。因此，他可能是因为音乐才华而在军营中受到重视与升迁。在中晚唐，军营乐工因为音乐才华而受迁的现象并不少见。刘禹锡《和浙西李大夫霜夜对月听小童吹觱篥歌》(依本韵)中描写的薛阳陶亦是如此，年幼时因为擅吹觱篥曾在李德裕的军营中表演。而据《桂苑丛谈·赏心亭》所载，他后来谋到了“浙右小校”一职[2](P1562)。从当时不少著名文士曾写诗赞誉他的音乐才华来看，其升迁显然与其音乐才华有关。除此以外，刘禹锡的乐人诗还涉及当时宫廷乐人的状况。在盛唐时代，宫廷乐人管理制度非常严格，因此除了由朝廷组织的大型音乐活动以及在特定的日子以外，他们一般不会出宫表演或进行其他活动。但是到了中唐就不一样了，由于朝廷鼓励朝臣及民间进行娱乐活动[4]，因此他们不但会被朝廷安排参加宫外的表演，有时还会受雇佣出宫进行活动。很多宫廷乐人年迈以后还会被遣散到宫外，这样一来，他们参加民间活动更是常见。关于这方面的状况，刘禹锡的作品多有描写，相关情况可详见《与歌者田顺郎》《田顺郎歌》《曹刚》《与歌者何戡》及《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等。另外，还涉及青楼歌伎的状况。如《夜闻商人船中筝》写了一位扬州歌伎受雇于富商而来到江西的情景。由此可见，青楼歌伎在当时可自由雇佣，漂泊江湖、行无定踪是他们的生活常态。 就这些新的描写内容而言，刘禹锡特别关注乐人与文士们的交往。在中国古代，乐人属于贱民阶层，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但是因为他们在音乐方面有着极高的技艺，因而又会受到社会的关注。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向来注重音乐。音乐不但是中国古代士人重要的一门文化必修课，而且精通于此，还有助于士人们更好地参政议政。这样一来，士人与乐人的关系较之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显然更加密切。这些才华卓越的乐人与文人相识以后，他们会被精通音乐的文人所欣赏，或是受其雇佣，或与之有所交往。比如房启之雇秦姝，韦夏卿之雇泰娘，白居易之雇樊素，李德裕之雇薛阳陶等。在与这些乐人交往时，文士们会写诗赞扬他们的音乐才华。比如刘禹锡所写的《寄赠小樊》《忆春草》《酬喜相遇同州与乐天替代》《和乐天柘枝》及《和乐天别柳枝绝句》所写的都是白居易的家乐。《和浙西李大夫霜夜对月听小童吹觱篥歌》(依本韵)中赞誉了薛阳陶，与之同时创作出来的作品还有李德裕《霜夜听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残句)》、元稹《和浙西李大夫听薛阳陶吹觱篥歌(残句)》及白居易《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等。当才华卓越的乐人去世后，文士们还会写诗对之进行悼念。比如刘禹锡《有所嗟二首》怀念自己的家妓时，白居易创作了《和刘郎中伤鄂姬》。如窦常的家乐小红死了以后，刘禹锡连写了《夔州窦员外使君见示悼妓诗顾余尝识之因命同作》和《窦夔州见寄寒食日忆故姬小红吹笙因和之》两首诗进行悼念。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文士们对于已亡的名妓也会作诗进行哀悼。比如苏小小是南齐钱塘名妓，白居易在《杭州春望》诗中有所提及，刘禹锡便作了《白舍人自杭州寄新诗有柳色春藏苏小家之句因而戏酬兼寄浙东元相公》和之，而检索《全唐诗》，发现与之相关的诗作有三四十处之多。还有真娘，是唐代苏州著名的乐人，白居易作有《真娘墓》，刘禹锡有《和乐天题真娘墓》，而检索《全唐诗》，与真娘相关的作品约有十处之多。 基于丰富的乐人现实生活，刘禹锡成功地塑造了不少个性鲜明的乐人形象。在刘禹锡之前，人们在诗中描写乐人时往往注重其外在的容貌或音乐技艺，比如杜甫《赠花卿》《杨氏歌》及《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等，但是对于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往往比较忽略。即便有所描写，也是服务于作者自身情感的表达，因而乐人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往往表现为模糊或是不够完整。刘禹锡的一些乐人诗对之作了可喜的突破，读者完全可以通过这些诗篇对所描写的乐人有全面的认识。比如《伤秦姝行》与《〈泰娘歌〉并引》描写了这两位乐人主要的人生经历，包括因为音乐与容貌而受到贵人的雇佣，成为家妓以后生活所面临的大起大落及最终的人生归宿等。通过这些描写，刘禹锡最终展现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个性。比如秦姝对主人的极其忠诚，不但在其发达时与之同享乐，而且在患难来临时也能够不离不弃，如影相随，最终客死异乡，被刘禹锡誉为德艺双馨的“良伎”。又如泰娘，她先后受雇于两任主人，最终流落于荒野之地，过着贫穷苦闷的生活，“地荒且远，无有能知其容与艺者。故日抱乐器而哭，其音燋杀以悲”。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对人生产生绝望，而是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朱弦已绝为知音，云鬓未秋私自惜”。这给读者留下了非常鲜明的印象，并产生了强烈的心灵震撼。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评曰：“中如见狭邪人矜能炫色、摇摇靡泊之怀。”[1](P140)《武昌老人说笛歌》通过自叙的方式，讲述这位老人与音乐紧密相连的一生：年少时因音乐受曹王的赏识，中年时利用职务之便四处求访佳竹，为此不惜重金，“典却身上乌貂裘”，最终手握佳笛而技艺渐入佳境，年迈时因为气力不足，不得不放弃演奏，结果因为对之充满眷恋之情，以至于在梦中还出现吹笛的情景，“气力已无心尚在，时时一曲梦中吹”。这首诗极其传神地向人们展示了嗜笛如命的老乐人形象。无论是泰姝的忠诚还是泰娘的坚韧，或是武昌老人的执着，刘禹锡的这些乐人诗中成功地将唐代乐人丰富的个性和闪光的人性呈现了出来，让读者对之留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而这些在此前的作品中往往是被人们忽视的。可以说，到了刘禹锡这里，乐人们终于不再以其社会地位的卑贱示人，而是以其丰富的精神示人。 最后，刘禹锡还将他深沉的人生感慨婉转地寄托其中。这些乐人诗，有些是刘禹锡在酒宴等娱乐场合创作的，目的只是聊以助乐或是应酬之需，因而投入的感情甚少，并不动人。但是有些却不同，在看似客观冷静的描述中，刘禹锡婉转地寄托了他对历史与现实的诸多感慨。关于这点，可以从他与柳宗元的一次通信中看出。柳宗元与刘禹锡两人不但才华相当，而且政见相同，又同时参政，因而彼此视对方为挚友与知己。“永贞革新”失败以后，两人均被贬于荒凉之地。在此期间，柳宗元曾创作《筝郭师墓志》并将之寄给了刘禹锡。此文描写了一位天赋极高的弹筝人郭师，因为前后受到几位强权者的胁迫而一生不得自由，最终落得个人亡弦绝、客死异乡的悲凉下场。刘禹锡阅读此文后，心情非常地忧郁，并在元和十二年写了《与柳子厚书》一文回复给柳宗元。在文中，刘禹锡言：“余之伊郁也，岂独为郭同发耶？想足下因仆书重有概耳。不宣。”[1](P1020)因为当时处于危险的政治环境中，所以刘禹锡对于阅读此文的感受并没有详细地展开，但是通过这样简短的回复可知，刘禹锡低落的情绪并不单单是因为郭师，还有对自己人生所怀有的悲凉感。想当初刘禹锡与柳宗元年纪轻轻便靠才学登庙堂之高，成为顺宗及重臣的股肱，结果却因为遇人不淑而落得个“制有逢恩不原之令”，两人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因此，柳宗元所创作的这篇作品引起了刘禹锡的强烈共鸣，并且回信认为柳宗元会“因仆书重有慨”。可见，对于柳宗元和刘禹锡而言，关注并描写那些不幸的乐人实在是“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不仅柳宗元在乐人文学中有所寄托，刘禹锡亦是如此。比如，在流放之初，其先后写作了《伤秦姝行》与《〈泰娘歌〉并引》，重点描写那些才华卓越的乐人对主人的忠贞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悲凉人生，曲折地表达出他对于自己人生苦难的解读，认为这完全是因为受到王叔文和王伾的重用、因而追随他们进行政治革新所导致的不幸结果。对于这些政治家们，他内心所怀的情感前后是有变化的。如在《伤秦姝行》中，秦姝对于主人房启是感激的，但是在《〈泰娘歌〉并引》中，泰娘对于第一个主人韦夏卿是感激的，对于第二位主人张愻则有所抱怨，“自言买笑掷黄金，月坠云中从此始。安知鵩鸟坐隅飞，寂寞旅魂招不归”。这两首诗，婉转地表现出他对于永贞革新的两位发起者所持的情感也是复杂的，既有感恩，又有怀念，同时也有一些抱怨。正因为如此，一些评论家有时会将刘禹锡与柳宗元的乐人作品排列在一起进行论述，指出诗人们创作这些作品的背后意图，如卞孝萱《刘禹锡诗何焯批语考订》载何焯曾曰：“梦得《泰娘歌》，犹子厚《马淑志》，皆托以自伤也。”[1](P140) 在这些乐人诗中，刘禹锡还寄托了对仕途沉浮及世俗风尚的感慨。比如《与歌者何戡》与《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均写于其大和二年初返长安之时。当时刘禹锡已经被贬二十多年，回到长安后无论是当年的政敌还是盟友大部分已经不在世，于是写下了“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由此表达了人生苦短、名利如烟的感慨，并为自己能够生还而感到庆幸。比如《与歌者米嘉荣》借助才艺卓越的乐人受到时人的轻视，暗中批判了执政者对于像裴度这样正直之臣的排斥，“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1](P524)。在这些乐人诗中，刘禹锡还表达了对朋友的怀念。比如，武元衡因支持宪宗讨伐藩镇结果被贼刺杀，刘禹锡获知此事后非常难过。武元衡不但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称誉当时的诗人，他的不少诗篇在当时就已经被选入乐曲中传唱。刘禹锡《奉和淮南李相公早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就载有“秋与离情动，诗从乐府传”[1](P87)。这时，处于贬所的刘禹锡便假托其歌伎的口吻，写了《〈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并引》以表达对这位政治家的沉痛悼念。由于武元衡的死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而歌伎在当时又处于贱民的地位，因而刘禹锡借助歌伎以表达哀思，还受到后人的诸多质疑[1](P216)。关于这些质疑本身的非科学性，卞孝萱与陶敏两位先生曾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此有过非常深入的剖析。其实，笔者在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质疑除了是因为不熟悉刘禹锡与武元衡之间的私人关系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熟悉唐代的音乐文化。其实在刘禹锡时代，家乐极其兴盛[5]，主人与家伎之间往往结有很深的情谊，因而托家伎来寄托哀思，实乃时人常见之举措，有诸多的篇目如此。另外，刘禹锡还通过乐人诗表达了对历史的独特理解。刘禹锡的咏史诗一直颇受人们的推崇，其中不少篇目即是从前代乐人这一视角出发以抒情感怀。如《蜀先主庙》一诗，刘禹锡借助想象，描写了蜀国灭亡以后歌伎们到魏国宫廷表演的场景，“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1](P312)，以此表达对蜀主刘备因为后继无人而致统一大业无法完成的历史遗憾。方岳在《深雪偶谈》中认为刘禹锡用歌伎来表现历史感慨，造成的效果更加显著：“惟增凄感，却不主于滑稽耳。……唐人主于性情，便隽永有味，然后为胜。”[1](P313)再如《魏宫词二首》，诗人也是借助想象，描写曹操去世以后，原有宫廷乐人不能忘情于他的情景，以此为英雄原有的悲凉人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美好结局。钟惺《唐诗归》曰：“稍为铜雀事觅一好收场。”[1](P783)苏轼曾评价刘禹锡的诗风婉约、含蓄，有曲折之处。而这里所论及的这些乐人诗显然均属于此。这样一来，刘禹锡所创作的乐人诗篇便蕴含了丰富的感情内涵，故显得情致动人。 总之，刘禹锡对唐代乐人文学作出了大力的开拓，这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数量和描写的乐人类型上，而且还表现在描述的内容上。他不但继承了乐人文学的传统内容，而且还将唐代乐人的生活融入其中，尤其关注他们与文士的交际。正是基于对现实生活中乐人们的深入观察，他成功地塑造了不少个性鲜明的乐人形象。刘禹锡还将他对仕途沉浮、世俗风尚及历史等诸多感慨婉转地寄托在这些乐人诗中，因而作品情致动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