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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苏轼散文经典化的意义初探 前文总结了1127-1279年间苏轼散文经典化过程的基本情况和步骤。在这一时期，苏轼散文被认可的广度有了明显的扩充，帝王与理学型士大夫都踊跃地加入这一行列；对苏轼散文的解读与经典性定位的范畴，可以总结为精神风貌、文章技法和知识学理三层维度。 将苏轼的散文打造为文学精神与文学风貌的典范的过程由帝王与士大夫共同参与，其中孝宗皇帝的作用尤为强力、显著。宋孝宗是一位希望有所作为的帝王。隆兴二年(1164)南宋与北方议和之后，面对暂时稳定的边界形势，孝宗希望与理学型士大夫合作以实现政治的改革。但是，孝宗长期掣肘于太上皇高宗的压制，且当时的朝廷大臣并非都是堪当大任之辈，王淮(1126-1189)之类缺乏政治理想的现实型官员大量占据朝堂，阻碍着改革举措的实施。甚至是理学型的士大夫周必大，也因施政魄力不足而遭遇同僚的诟病，《鹤林玉露》中记载朱熹曾对刘子澄(生卒年不详)写信抱怨道：“如今是大承气症，渠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耳。”(74)在这样的形势下，希望有所作为、重振国家实力与社会道德的帝王与士大夫在需求上达成了一致，他们都期待士人能够弘扬儒家所提倡的浩然正气，以责任心与勇气投身于政治的实践。苏轼的人格在士大夫心中有长久的魅力，其文章在经历了多次动荡、风波之后依然得到广泛的传播，故而被公认为提振士气的典范。苏轼的散文中充满了与现实应用有密切关联的学术、政治内容，因此由帝王领衔、众多理学型士大夫协作将其打造为文学经典，具有突出、迫切的现实政治意义。 然而，将苏轼的散文分别打造为文章技法、知识学理两个层面的典范，则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 苏文在文法层面的“经典化”，主要作用于学习写作、或者参加程文考试的士子。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南宋初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描述的就是青年士子备考的情况(75)。因此，总结苏轼文章写作的经验，特别是突出苏轼散文在技法上的独特之处，以及揭示学习苏文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必须避免的误区，就是十分必要的现实问题。这方面的内容，多见于《古文关键》、《文章轨范》等文学选本，以及王十朋、朱熹、洪迈等人的笔记与对话当中，即可说明这一问题。 苏文在知识学理层面的“经典化”，则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知识阶层或学术人群的内部。志在全面总结、梳理苏文所涉知识的集部巨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其编著者郎晔本身就有深厚的理学背景；而且该书题为“经进”，即为进呈帝王而作，且据考证，“当时虽曾进呈乙览，但并未颁行，故流传不广”，以致宋、元、明代书录及《四库全书总目》中都未收录该书名称(76)，可见这部书主要是帝王和政治、文化精英阶层阅读的对象。对苏文背景知识的一揽子梳理和总结，也反映了他们的文化需求。朱熹从思想出发来批判苏轼，主要也是通过与其阶层相同、文化水平相近的士大夫(汪应辰、吕祖谦、程洵、芮晔等人)之间书信往还的形式来完成的。由这一“反经典”行为引发的对苏轼散文的折衷、反思式的解读，以及进而对苏轼散文经典性的最终定位，也主要由儒学精英来实现。他们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不仅给苏轼散文的经典价值确立了地位，也试图由此起到规范、引领社会主导思想，合理应用文化遗产资源的作用。 总之，苏轼散文在1127-1279年间的经典化，作为奠定其文学史地位的关键环节，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是在社会不同阶层人们的多种文化需求与社会介入方式之下实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