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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的儿童文学论具体的文学功能要从两方面进行考虑。第一个方向是对于儿童本身兴趣发展，对于儿童文学从无到有、从僵化到活泼的进步的贡献；另一个方向就是一种反向思考，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证明他的儿童观。他的儿童观与封建垄断下的儿童观是势不两立的，对于封建黑暗笼罩下儿童的天性被阻隔被压抑的这一普遍现象，郑振铎是痛心疾首的，并且迫切地要打破这一藩篱。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必有一种光明将驱逐黑暗。显然，郑振铎儿童文学的观点就是这样一柄光明长剑，破除了千百年来封建儿童观将儿童视作可愚弄的顺民的错误观念。在传统的封建儿童观里，“子子”儿童观，父为子纲，“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被视为铁定的信条。这种儿童观是一种纯粹的工具主义，它是机械的，儿童的生理、社会属性本身是处于一种弱化的存在中，而郑振铎的儿童文学理论中儿童是一个独立的人格存在，认为儿童是不同于成人的个体，他们的兴趣着眼点完全不同于成人，他们通过接收儿童文学中有益于自身的兴趣点来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 郑振铎不仅注重建设儿童文学理论，而且时刻在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践行。他的文学实践始终坚持以儿童为本位、文学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郑振铎对于现代儿童文学所做出的突出贡献，集中体现在翻译、改编、创作等方面。 我国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直到新文化运动，启蒙与救亡思想解放的双重变奏，许多国外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传进国内，才让人逐渐意识到儿童文学的主体是儿童。郑振铎认为翻译具有改变中国文化传统的功能，即体现在他所倡导的儿童文学“无国界论”的观点中，所以他从翻译国外的儿童文学作品入手，开始进行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与许多人持有的怀疑态度不同，在西方作品能否经过翻译还能准确地传达出原作中所包含的思想与风格的问题上，郑振铎一针见血地提出“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不唯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地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地移植于译文中”。在儿童文学翻译方面，他有着自己的翻译标准：句子应简单流利，用词应生动形象，译本应尽量口语化、应忠实于原文等等。 以此为标准，郑振铎翻译了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以及《泰戈尔诗》等作品。他选择白话文作为翻译语言，不仅仅是对白话文的一种积极推广，也使得作品感情的表达不受语言的限制。他吸收西方语言的特点，并在翻译时大胆应用，即体现在对语言进行“欧化”，丰富了白话文的表达方式。在翻译时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使译本在更加贴近原文本意的基础上不影响读者对文学作品整体的理解。1925年，郑振铎出版了《印度寓言》一书，其中收录了他翻译的55篇非常适合儿童阅读的印度寓言故事。印度学者海曼歌·比斯瓦斯在1958年《悼念郑振绎》一文中曾说：“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印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他同样是当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 不仅仅局限于翻译，郑振铎为了使外来的作品更加贴合我国国情与儿童特点，还常常对国外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和译述。如童话故事《竹公主》，就是郑振铎由流传于日本民间的经典童话故事《竹取物语》译述而来的。他还译述了法国著名动物寓言故事诗《列那狐的故事》，将一篇讽刺中世纪法国社会阶级矛盾斗争的长篇叙事诗，改写成为具有我国特色的、充满哲理的儿童寓言故事，使这部在欧洲具有深刻影响力的作品在中国得以传播。 除了翻译国外的儿童文学作品，郑振铎一直探索属于中国的儿童文学模式，并积极进行创作。在儿童文学中，童话因为可以通过虚构幻想的世界来反映生活，传达哲理，深为儿童喜爱。在童话的世界里，郑振铎塑造了一系列光明、积极、善良的主人公形象，通过描写他们与黑暗邪恶势力的对抗，并最终取得胜利，突出了儿童文学作品对于儿童的正面引导作用。此外，郑振铎还创作了一些极有韵律、朗朗上口的儿歌，如《海边》《小猫》等，由懂得音乐的许地山谱曲发表在《儿童世界》上，既能歌唱，又能朗诵，非常符合孩子的兴趣与审美。 郑振铎推崇的儿童文学理论及儿童文学的翻译、译述和创作在现代儿童文学史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但他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 《儿童世界》的创刊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思想大解放，人们开始发现并重视“妇女”甚至“儿童”的地位。“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以及教育体制的改革，更加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出现与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些作家已经逐渐开始关注儿童这个群体，依托杂志和报刊提出了一些儿童文学理论，并创作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只不过还没有出现相对固定的儿童文学创作群体。《儿童世界》的创刊主要得益于文学研究会的帮助，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周作人、茅盾、叶圣陶等作家都曾呼吁并身体力行地为儿童进行文学创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