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龚自珍诗词所透露之情事 龚自珍在诗词中明确提到“受谗”事件的，除了《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一诗外，尚有收录在《怀人馆词》中的《高阳台》(南国伤谗)。有论者谓此词作于嘉庆十八年(1813)，是写给妻子段美贞的(17)。察其词意，写作此词时龚自珍应该是身在北方。而据年谱所考，是年八月，龚自珍应顺天乡试下第，旋南归，则是当年的秋季龚自珍已经回到了南方。又前此的七月初五，其妻段美贞已经病逝，则此词更非为她所写。据此而论，此词非写于嘉庆十八年甚明。 同治七年(1868)，吴煦刊刻《定庵文集》附有词集，且有吴煦自记： 同治己巳(1869)，补刊龚定庵先生遗文及《破戒草》、《已亥杂诗》。承何青士观察惠假定公词钞本，正在付梓，适赵益甫孝廉过杭州，携有定公词四卷，乃先生手定，刻于道光癸未。……遂改依原刻本重刊。(18) 言词集乃是依龚自珍自刻本翻刻。而在《怀人馆词》后又有记： 右《怀人馆词》一卷，原集凡九十阕，辛巳春日选录三十二首，癸未六月付刊。(19) 确言《怀人馆词》选定于道光元年辛巳(1821)春日。 而今所见龚橙手抄定庵词中，《怀人馆词》有八首为吴煦本所无，时间皆在辛巳以后，最晚的一首《百字令》(江郎未老)，据自注应写于道光十五年或十六年。可见，吴煦刻本已非龚自珍自刻本的原始面目(20)，《怀人馆词》后面的自记是出自龚自珍原刻本还是吴煦所书，也实有可商榷之余地。即便龚自珍道光三年自刻别集收有《高阳台》(南国伤谗)一词，也未可遽然论定是写于道光元年以前。而考其词意，笔者认为该词写作时间应在道光二年秋。全词如下： 南国伤谗，西洲怨别，泪痕淹透重衾。一笛飞来，关山何处秋声？秋花绕帐瞢腾卧，醒来时芳讯微闻。费猜寻，乍道兰奴，气息氛氲。多愁公子新来瘦，也何曾狂醉，绝不闲吟。璧月三圆，江南消息沉沉。魂消心死都无法，有何人来慰登临？劝西风，将就些些，莫便秋深。(21) 龚自珍是南方人，即以“南国”自称。南朝乐府有《西洲曲》，“西洲”在此指代情人。首二句是说作者受蜚语所谗，情人不得不与他断绝往来。可见，壬午年龚自珍“蜚语受谗”的原因就是他与一名女子的交往。根据《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诗中“贵人一夕下飞语”之句，这个始出蜚语的人必是具有很高的地位，才当得起“贵人”之称，足以迫使龚自珍除了忍受蜚语之讥外无可如何。查考龚自珍一生中，与此相合的事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与女词人顾春的恋情——即所谓的“丁香花公案”。 四 龚、顾交往时地与诗词所叙之吻合 顾春曾经在苏杭一带常住，后来嫁给了贝勒奕绘，卢兴基先生从奕绘词作《生查子·记梦中句》“江月阖庐城，春风恋素手”一句，推断顾春与奕绘亦是在苏州相识的(22)，顾春是在道光四年(1824)二十六岁时由奕绘接回北京(23)。现在有学者考证龚自珍与顾春相识的时间就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至道光二年之间(24)，那时顾春二十一二岁，在苏杭一带居住(25)。而龚自珍在嘉庆二十五年会试落第后返回江南，在苏州、杭州、扬州等地流寓，直到道光元年夏方才返回北京任职。他与顾春的相识，应该就是在这段时间。而且在其道光元年诗歌中，有一首《暮雨谣三叠》(26)，写的便是他与一女子在杭州相会的情景。 现在我们再回顾龚自珍《高阳台》(南国伤谗)一词，“西洲怨别”、“江南消息沉沉”等句便都有了着落。正如上文所说，“西洲”、“江南”都是对人的喻指，指代龚自珍所恋的一个江南女子，而无论时间、地点，还是该女子的身份，都与顾春相符合。 龚自珍在道光二年遭谗，三年七月间母亲去世，龚自珍归籍丁忧，而四年奕绘与顾春的婚事有了定局(27)，五年顾春正式嫁入贝勒府。这种时间上的契合亦颇有可玩味之处。而龚自珍于道光五年十月服阕，于第二年春回到京城，就写了《纪游》、《后游》两首诗，均是描写与一贵家女子相会之事。诗中之情，无限怅惘，或即是怀念顾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