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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 “成务为用”是强调文人的经世达政的实才，“身挫凭乎道胜”是激励文人遭遇厄运和挫折时发愤立言；而“名儒”论，则是着重于临文时的思想状态。《奏启》篇曰： 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 孔光是西汉大臣，在王莽授意下，奏劾哀帝的佞幸董贤，列举事实，证成其罪；路粹承曹操之旨，奏劾刚正不阿的孔融，罗织罪名，置之于死地。同样是两篇奏疏文，一出于义正，一出于奸回，刘勰说“名儒”之与“险士”，心性品德是不同的。这句评论不仅适用于奏启文，对于其他实用文体同样适合，它鲜明地体现了刘勰的“文德”论，即真正的文士应该是“名儒”，而绝不能做“险士”。值得注意的是，在《程器》篇列举“古之将相，疵咎实多”时，刘勰说“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这是否与《奏启》篇称赞孔光为“名儒”相矛盾呢？范文澜就说：“孔光虽名儒，性实鄙佞。彦和谓与路粹殊心，似嫌未允”(433)。我认为刘勰并非自相矛盾。刘勰论“文德”，着重在作者撰写文章时的立场和态度，而不在于平日行为是否有瑕疵，不能因为孔光早年谄媚董贤，而否定他后来《奏劾董贤疏》的正义立场。 何为“险士”？像路粹这样撰写文章罔顾事实，诬陷成罪，当然是“险士”。刘勰在《奏议》篇还指出“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这也是“险士”所为，需要树立礼义规矩，予以纠正。《檄移》篇说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也是“多失折中”的，难称“名儒”。《情采》篇所说的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为文而造情，未尝不可说也是“险士”，对于这类文人、这样的创作态度，刘勰是给予严厉贬斥的。 何谓“名儒”？虽然刘勰未作解释，但通览《文心雕龙》，他强调文士的忠信品德和謇谔之风。具有这种品德的文士，立诚不欺，吐词鲠直謇谔，可称得上“名儒”。“祝”是祷神之辞，应该“修辞立诚，在于无愧”，即本乎忠信；“盟”是盟会之辞，刘勰在《祝盟》篇说：“信不由衷，盟无益也[……]后之君子，宜存殷鉴，忠信可也，无恃神焉。”“说”是辩士说辞、上书的一种文体，陆机《文赋》曾说过“说炜烨以谲狂”；刘勰在《论说》篇批驳陆机之论，阐述“说”体曰：“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谲诳’，何哉！”上书说辞之类的作者应该怀有“忠”“信”，披肝沥胆，忠贞不贰，不能心存诡谲。《奏启》篇里，刘勰称赞晋代刘颂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和温峤的《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并体国之忠规矣”，是筹谋国事的忠贞的规谏。刘勰所论之文，多是朝廷政治生活中的实用文章，因此这些文章的作者尤其应该具有忠信的品格。即使是铭、箴、诔、碑之类警戒过失、累述功德的文章，作者也应该具有忠信的品德，如“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箴》)；“属碑之体，资乎史才”(《诔碑》)，这都是对作者忠信品德的要求。《史传》篇提出“素心”说，作史要“析理居正”，既要尊贤隐讳，又能够具“良史之直笔”。这也涉及“忠信”的文德，是指临文时应该具备的态度。刘勰“文德”论的这一内涵，与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所谓“知临文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还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 文人“忠信”，但不是“乡愿”。与忠信品德相呼应的是文士“批逆鳞”的鲠直謇谔精神。《论说》篇赞美范雎、李斯的说辞“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批逆鳞”本于《韩非子·说难篇》，喻臣下敢犯颜直谏。战国争雄，辩士云涌，士人议政的精神极为高涨。至汉代天下一统，郦食其、蒯通等士人遭遇迫害，士人的精神遭到削斫，即使有人上书陈说，也不过是“顺风以托势”，“喻巧而理致”，“莫能逆波而溯洄矣”(《论说》)。这是为刘勰所慨叹的。在《奏启》篇里，刘勰花费不少笔墨来提倡作者应该具有刚直方正的精神。“奏”是一种弹劾大臣、绳愆纠谬的文体，作者应该正直而有勇气。刘勰说：“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奏启》)。这是弹劾奏疏的准则。他还从《诗经》《礼记》中的讥弹文字确立“奏劾严文”的经学根基。最后归结说：“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撰写劾奏的作家应该不畏强权，不含糊模棱，切直方正。所谓“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即忠信仁爱与严厉切直相结合，这才是劾奏文的作者所应具备的品格。论“启”体时，刘勰重在“谠言”，即切直的言辞，并说：“王臣匪躬，必吐謇谔”(同上)。人臣应该不考虑个人的私利，言辞正直，切中要害。 奏、启、说、议、对等文体一般是臣下对君上而作。刘勰指出创作这些文体的作家，既要“忠信”，还须具有鲠直謇谔精神。这与他的“成务”论是一致，也是对儒家弘毅义勇精神的发挥。即使是其他的文体，刘勰认为作家也应该具备切直刚正的精神，只有具备这种精神，文章才有“风轨”、“风矩”，有力量，才能发挥“规益”、“讽诫”的意义。宋齐以降，帝王宗室身边的贵游形成一个个文学集团，奉和应制，婉顺曲迎，有美而无箴，像鲍照那样故意“为文多鄙言累句”(沈约1486)，以迎合帝意的人不在少数。联系南朝的文学贵游状况来看，刘勰论文而倡扬“批逆鳞”的鲠直謇谔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具有吐词謇谔的特征。《史传》篇曰：“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程器》篇论文士之瑕累说：“文既有之，武亦宜然”。这些都是直指社会的弊端；《序志》篇品评前代论文“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的阙失，都显示出刘勰立论的锋芒。 综上所述，刘勰在否定了社会上通行的“文人无行”论后，提出了新的“文德”论，即：“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达则奉时以骋绩，穷则独善以垂文；奉时骋绩时，应心怀忠信，具有切直謇谔之风；独善垂文时，能够道胜情泰，发愤以表志。在士人主宰文坛而盛行文学贵游风气的六朝文学史上，刘勰的“文德”论是卓异的，具有矫正时弊的意义，对于后代文学与文论也不无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