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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挫凭乎道胜 《文心雕龙·论说》曰：“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作家撰著文章若能够成就事务，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发挥实在的作用，本身就是作家的荣耀，同时还带来“荣身”的机会。但是，文章憎命达，文人往往是“有高世之材，必有负俗之累”(袁康153)。特别在衰乱之世，文人命运更为蹭蹬。刘勰对遭遇坎坷、处于逆境的文人寄予深切的同情，称赏他们或渊默持守，或发愤哀鸣的精神，这是“文德”说的题中之意。《才略》篇论东汉的冯衍“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以蚌病成珠矣”。冯衍自谓“常务道德之实，而不求当世之名”，(18)在盛世里却命运舛背，然而他发愤以表志，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蚌病成珠”恰为妙喻。在《杂文》篇里，刘勰列举了班固、崔骃、郭璞、庾敳等的“对问”，这些作品表达的是作者在乱世厄运中渊默玄静、持守正道的人生态度。刘勰将这种态度概括为“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虽然时逢乱世，遭遇挫折，但心中有道，足以战胜逆境，超越得失，泰然处之，化郁结为文章。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境界。 这种精神的源泉，往远处说，是“立言不朽”思想的激励。“立言不朽”思想在《文心雕龙》中随处出现，如《征圣》篇赞曰：“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圣人虽往，但他们的思想精神却通过经典流传于后世。刘勰自己也怀着“立言不朽”的期望，以“立家”——成一家之言为崇高目的，撰著《文心雕龙》这部“子书”。《序志》篇提出“君子处世，树德建言”，赞曰：“文果载心，余心有寄。”都是希望著作成为不朽的方式。 “身挫凭乎道胜”，往近处说，是对司马迁以来的“发愤著书”精神的继承。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提到“发愤以表志”(《杂文》)，“发愤以托志”(《才略》)。他著此书，“耿介于《程器》”(《序志》)，未尝没有“发愤以表志”的深刻意味。(19)在《诸子》篇里，刘勰阐述诸子著作精神说： 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正是诸子的“文德”。如晋代的葛洪，父亲早逝，家境贫寒，面对战乱频仍的时局，渊默静退，“著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葛洪378)。刘勰在《序志》篇赞语中发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的感慨，未尝没有“身与时舛，志共道申”的意味。自刘宋以来，文人身陷祸逆者不在少数，刘勰提出“身挫凭乎道胜”和“蚌病成珠”，秉承“立言”和“发愤”的传统，作为“成务”说的补充，确证文人的精神价值，是“文德”论的重要内容。“身挫凭乎道胜”的精神至宋代又得到新的振作，如苏轼《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诗示之》说：“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20)黄庭坚《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三首》(其一)云：“句中稍觉道战胜，胸次不使俗尘生。”(21)或许不能说苏、黄就是受到刘勰的影响，但是他们对作家超越性的精神境界的强调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