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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 刘勰破除了“文人无行”论之后，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德”观。不过，他的“文德”观不同于当时人纠缠于文人的行检，而是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其核心是“以成务为用”。 刘勰所谓的“文章”，不只是诗歌辞赋，而是《序志》所谓“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的经邦纬国之文；同样，他所谓的“文人”，绝不是“务华弃实”的近代辞人，而是《程器》所谓“贵器用而兼文采”的“梓材之士”。因此，他非常重视文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实际才干。《程器》篇云：“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学文应该“达于政事”，文人应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撰作文章应该服务于筹划军国大事，这就是“成务”。刘勰所论文章如诏、策、檄、移、章、表、奏、议等多是政治生活中的实用文体，因此他对于“成务”格外地重视。刘勰的“成务”观念表现在对各类文体的要求之中。如《谐讔》论述“谐”与“讔”这两种看似俚俗的文体，他也强调有益时用，“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他赞美优旃、优孟之谲辞饰说“抑止昏暴”，发挥了讽诫的意义。《书记》篇泛论谱、籍、簿、录等各种笔札杂名，这些文体是一般文学论著所不涉及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很重要，刘勰说它们“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议对》篇所论的是讨论朝廷政务的文体，作者可以各执异见，但一定要达政体、明治道，做到“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能发挥“熔世”“拯俗”的功能，而不能迂阔地舞笔弄文，不切实际地高谈阔论。刘勰感慨说：“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议对》)既练达于政事又善于作文的通才，是很急需、很难得的。这可以与《程器》篇的“梓材”论相互参照。刘勰还列举了孔融等“不达于政事”作反面典型。孔融任北海相时，“高谈教令，盈溢官曹，辞气温雅，可玩而诵”，但“论事考实，难可悉行”。(11)刘勰在《诏策》篇里说：“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施，乃治体乖也。”批评孔融不达于治体，不能成务。《明诗》篇批评东晋的玄言诗人“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程器》篇谓司马相如、扬雄等“有文无质”，没有实际的才干，只能写些“劝百讽一”的辞赋，“所以终处乎下位”。可见刘勰论人，重点是处理现实政治事务的识见和才能。在重视娱情的南朝文学批评史上，刘勰的这个主张显得尤为卓异。 也许有人会说，六朝时期“文人”身份意识的独立，正是说明当时“纯文学”观念的生长，刘勰如此强调文人的“达政”才能，是一种倒退。我认为，历史不能如此抽象地看，应该联系刘勰的身世和时代来作评论。 晋宋嬗代以后，出自素族的武人刘裕掌握了政权，统治阶级内部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传统的世族大姓如琅琊王氏、阳夏谢氏的地位有所下降，而辅弼刘裕建立江山的武人家族迅速崛起。刘勰曾祖辈刘穆之(刘秀之的从叔)在刘裕举义后不久即投奔受署，辅弼刘裕成就大业；伯祖刘秀之在宋文帝、武帝时也屡建军功。在刘宋时期，东莞刘氏凭借军功跻身于朝廷，可谓之“强宗”，不同于东晋时期的传统士族。一朝天子一朝臣。东莞刘氏在刘宋一朝颇为显赫，然到萧齐时陡然衰落，如穆之、秀之叔侄在刘宋时先后为丹阳尹；刘秀之被征为左仆射，卒后赠侍中、司空，权贵盛矣！到了刘秀之的孙子刘俊时，《宋书·刘秀之传》曰“齐受禅，国除”，(12)不再承袭爵位了。同样，刘勰的父亲刘尚曾做过越骑校尉，秩二千石，官位不低；但刘勰年幼时父亲去世了，萧齐代宋时，他约十四五岁，失去袭爵的机会而“家贫”。他笃志好学，试图干禄从政，立身扬名。刘勰重视“成务”“达于政事”的实际才干，与他的这种出身是有关系的。他的祖上就是凭借务实的军功起家的，不同于传统士族的世袭。 刘勰重视文人的“成务”才能，是对魏晋以来士族政治、士人主宰文坛的状况的抨击。魏晋时期，随着士、庶分化，士族掌握政权，“平流进取，坐至公卿”，(13)在道德文化上表现出优越感，位居高官显职，而轻视庶务，缺乏实际的治才。王戎曾官居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徒，阿衡朝政，但据《晋书》本传，他“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14)孙绰诔刘惔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15)准确地概括了东晋上层士人的行为和精神状态，占据要职，却不理事务。正如干宝所概括的，“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16)晋代孱弱不竞，未尝不由于此。《明诗》篇抨击东晋玄言诗人“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记之谈”，批判态度与干宝是一致的。士人的“虚弱病”延续到南朝，而且当时的文士也染上这种习气。如刘宋时善于作诗的袁粲，“爱好虚远，虽位任隆重，不以事务经怀”(李延寿704)；与刘勰同时的张率，“虽历居职务，未尝留心簿领”，(17)当国家和百姓的命运掌握在这些“文人”手上，其前途可想而知了。 齐、梁时也有文士因不达于政事，仅仅以善于辞章自居，而遭到嘲戏和贬抑。如《颜氏家训·文章》载：“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颜之推247)留心文藻、颇工诗咏的刘逖被嘲戏为只是“须臾之玩”，他自比作“春华”，点缀而已。在《文心雕龙》撰成后不久的大同五年，梁武帝曾经对庾肩吾说：“卿是文学之士，吏事非卿所长，何不使殷不害来邪？”(李延寿1848)文学之士不善于吏事，似乎是当时社会较为普遍的看法。联系这样的社会背景再来看刘勰重视文人的“成务”才能，具有讽时救世的用意，同时“君子藏器，待时而动”云云，也是激励文人练就才干，以在政治中获得机会，施展才能，提高地位。今人往往惑于现代的“纯文学”理论，对于刘勰的这层用意，或漠然不见，或予以批评，认为他重政治、轻文学，显得保守。这不能不说是埋没了刘勰的苦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