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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记》中民间道德的体现 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称赞游侠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虽然传统儒家一再强调信，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统计，在《论语》中表示“诚实不欺”意义的“信”字就出现了24次[7]，如孔子认为君子要“敬事而信”“主忠信”，教导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其弟子曾子说自己日三省其身，其中之一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但《论语·子路》中孔子又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明确指出“言必信，行必果。”清人赵佑《四书温故录》阐述道：“言必信，行必果，谓不度于义而但守小忠小信之节也。《孟子·离娄》篇：‘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视乎义。义所在，则言必信，行必果；义所不在，则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为小人。”[8]是能得孔、孟之深意。大人指在高位者，而小人则是民间百姓。《韩非子·五蠹》中也说：“布衣相与交，无厚富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虽然立论角度不同，但也认为“信”属于民间的道德。 司马迁在《史记》中强调的道德往往是民间的、个人的。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用很大的同情心来介绍项羽，在司马迁看来，项羽失败的转折在鸿门宴上，这是因为项羽始终都为“先入关者王”这一约定所牵制。鸿门宴前项羽听到曹无伤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后来项伯替沛公辩解曰“沛公不先击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已让项羽的思想有所动摇。次日，沛公见项王，谢罪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此时项羽已经放弃了攻打沛公军的计划，所以以后无论范增怎样暗示，项羽都无动于衷。范增无奈只好令项庄舞剑，意欲刺杀沛公，这时，沛公参乘樊哙闯营： 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 在这里沛公方完全是以攻为守，强调当年楚怀王与诸将的约定和沛公先入秦的事实。而项羽处于守势，从实力上来说，项羽完全可以消灭沛公，但从道义上讲，项羽先自底气不足，所以在樊哙一番批评之后，“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劝沛公离开时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比较下来，项羽的政治见识远在樊哙之下。 垓下之围更是把项羽的个人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主要反映在项羽的人情味上：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是传统史书中极少看到的英雄人物作为常人的另一面。项羽行至乌江边： 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自古以来，争夺天下，都是用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的，周武王号称吊民伐罪，《孟子·尽心下》讲得好：“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以损失八千子弟，而有愧于心，正说明项羽还不是合格的政治家。 又《赵世家》载赵朔门客公孙杵臼和赵朔友人程婴共救赵氏孤儿的事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晋景公三年，晋大夫屠岸贾为司寇，攻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等，灭其族。赵朔妻有遗腹子，屠岸贾帅诸将欲搜而杀之。 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众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众臣固且请立赵后。今君有命，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 此事不见于《左传》《国语》，司马迁独载之。虽然放在《赵世家》可以说明赵氏流脉情况，但这段记载的重点并不在赵武本人，却是用大量篇幅突出公孙杵臼和程婴救护赵武的义举：公孙杵臼为欺骗屠岸贾，保护孤儿率先献出生命，以此报答主人赵朔；程婴忍辱负重十余年养育赵武成人，并且恢复赵氏之位，功成之时，却选择自杀来告慰死者。二人的行为对赵氏延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一为主人，一为朋友，并不是国家大义着眼的，都属于普通人的“信”。 司马迁的《史记》中这样的记载举不胜举，而多数是社会底层的人物。其中如《刺客列传》中刺客的“信”往往是建立在个人的恩怨上，而不是建立在是非基础上的，赵襄子灭知伯，豫让为之报仇，说“至于知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史迁虽不以知伯为是，相反在文中更倾向于赵襄子，但文末曰：“(豫让)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对豫让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而这种情感正是原自对民间道德的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